我经历的遗传所负压室的一些事
作者:胡乃璧
一、中科院负压室建在遗传所
20世纪80年代初, 生物科学尤其是分子生物学飞速发展 。遗传工程有些实验安全等级要求很高,很严。美国等发达国家,为此陆续建起了生物安全负压室(P2,P3,P4级)。同期中国科学院投资人民币110万,在国内也筹建了第一个负压室。地点选在遗传所试验场西北侧,建筑面积1100多平方米。楼房地面三层,附半侧地下室。一层西侧为P3级负压室,面积约300平方米。其余为普通实验室,大型贵重仪器室,会议室,办公室,以及为负压室配套的中央空调、抽气排风、安全消毒、空气净化、污水处理等设备室;当时由于电力供应紧张,北京市给试验场解决了双路供电,负压室为此又増建了配电室。1984年负压室通过了国家鉴定验收。同时,请卫生部,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总后301、307医院 ,协和医院,中科院等有关实验室到负压室参观、试用,并提出改进意见。负压室欢迎共同使用 。
负压室运行由中科院直接拨款,遗传所提供管理人员。负责人:彭德兴;工作人员:贾士琴、毕世华;电工:付世祥;空调及空压通风:马振喜,水暖:吴振洲;制纯净水:张秀珍;辅助设备及消毒:于立民。
“负压室”大楼及配电室建在遗传所试验场西北侧。左为胡乃璧,右为马振喜。
由于国内实验研究对必须要使用负压室的很少,很多单位只是来此参观学习,没有真正使用。而负压室大楼运行费用很高,这显然是一个很大的浪费。固引起了有关领导高度重视,责成生物学部及遗传所拿出解决办法。经过调查研究和讨论协商,问题得以解决。
二、负压室由遗传所管理及组织使用
1984年9月19日下午,在原“九一七”大楼423会议室开会,宣布决定和意见。胡含所长主持会议,首先传达中科院生物学部副主任薛攀皋讲话,“院领导同意大家的意见,把负压室尽快用起来,发挥作用。为此决定负压室交付遗传所管理使用,也可吸收其他研究所参与使用。同时保留P3级负压室的功能以备用。负压室大楼运行费用暂时仍由院计划局拨款。”遗传所参加会议的有李继耕、杜若甫、陈英、黄华樑、朱立煌、林友刚、胡乃璧、黄斌等人。所领导会前已有安排,所以在会上,朱立煌做了主题发言。从1982年遗传所制定发展规划认为,遗传所应主要发展植物遗传工程。他详细分析了遗传所的优势和不足。此前所领导已经批准成立“植物基因操作研究组”,朱立煌任组长。在会上他谈了总体设想,具体目标和实施步骤。与会人员都发表了看法及意见。最后,遗传所所长胡含先生讲话,他感谢院领导及生物学部领导对遗传所的重视和支持,管好、用好负压室,做出好成绩。
中科院生物学部副主任薛攀皋传达院领导决定,遗传所胡含所长主持会议。
三、成立“植物生物技术开放实验室”
遗传所经研究并报生物学部同意,决定在负压室成立遗传所“植物生物技术开放实验室”,主任为朱立煌,副主任为彭德兴。并同意朱立煌研究组第一个进入负压室开展工作。
朱立煌研究组第一个进入负压实验室大楼开展工作。
1984年9月25日(恰巧当天是遗传所成立25周年),朱立煌研究组由“九一七大楼”搬到负压室正式开展工作。不久,生物物理研究所陈受宜研究组,遗传所王斌研究组,遗传所徐乃正研究组被批准相继进入负压室,成为“植物生物技术开放实验室”第一批成员。
第一批进入负压室工作的研究组组长。左起:王斌,陈受宜,徐乃正。
当时,没有“物业管理”制度,实验室,办公室及水、电、暖等等运转费用均由院所拨款。在负压室更是有高质量的后勤保障服务,并可免费使用大型、精密仪器及设备 。负压室不负责科研经费,也不管具体科研业务;各研究组是独立科研基本单位,独立申请经费并管理。研究组上面少了原研究室管理,而直接对所领导负责。这是科研管理的进步。同时为由研究室建制转为以课题组为核心的管理体制,摸索了经验。
这个时期正是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对生物科学很重视。在负压室工作的几个研究组,主动抓住机遇,积极申请承担国家“七五攻关课题”,拿到经费,努力完成,做出成绩。同样,各研究组也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申请课题,申请承担国家“863”计划的研究项目,还有争取到了“洛克菲勒基金项目”等。大家都不辱使命,均交出了满意的答卷。
1990年在遗传所负压实验室基础上正式批准成立了院级“中国科学院植物生物技术开放实验室”;2003年经国家科技部批准正式成立“植物基因组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四、朱立煌研究组
(一)、1984年10月,朱立煌经过调研,主动找到 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周佩珍研究员,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所岳绍先研究员,讨论合作事宜,三个研究组共同申请承担国家“七五攻关课题”-“作物抗除草剂基因工程”(代号75-71-03-04),得到批准。朱立煌为该课题总负责人,三个单位分工合作,各自发挥所长,联合攻关,提前完成任务。
深入田间试验是科研的重要组成部分。朱立煌课题组除了在遗传所试验场大田和温室外,还在北京大兴区芦城及海南通什畅好农场进行田间试验(1985-1987)。
课题组交流总结会在负压室举行,与会人员合影。前右3:周佩珍,后左1:朱立煌,2:岳绍先。
1988年11月,在负压室会议室召开了成果鉴定会。会议由主持单位-中科院生物局主办,请来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农业大学、中国科学院有关专家:王连铮、田波、米景九、胡含、陈受宜、吴景锋等人组成鉴定委员会。首先,由朱立煌全面介绍联合攻关,完成任务情况,并以论文答辩形式对成果以简要说明 ,胡乃璧对一个具体试验给予了补充。接着展开提问、答疑,讨论。之后成果通过了鉴定。
《 利用龙葵PsbA基因转育抗阿特拉津大豆植株》鉴定会(1988.11.北京)
因为该项目是提前两年交卷,所以使得各方面都很重视。1987年,周光召院长上任,改革科学院的体制,把学部的办事机构和学部剥离,让前者成为院属专业局。其中,生物学部的办事机构变成了生物科学与技术局。“七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的生物技术项目,由中国科学院生物科学与技术局主持(面向全国招标、中标、经费、检查、鉴定、验收、总结等等)。因此,这次会议两个局长(孟广震、王贵海),生物技术处长(翁延年)都亲自到会主持(并积累经验);成果处,科学报副主编(李存富)参加。国家科委生物中心总工程师(徐成满),处长(杨庆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生物处主任(王钦南)与会指导。遗传所研究员林建兴、欧阳俊聞、李良才、王恢鹏、孙勇如、王斌 ,业务处陈永强、陈恩深,研究生邓万银、徐吉臣、宋文源等人参加了会议。此外,本项目成员作物所岳绍先、植物所毛大璋等人参与了整个会议。
1989年该项目荣获中国科学院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
(二)、朱立煌任863-101第一主题副组长(组长为洪孟民),101主题办公室挂靠在遗传所,地点在负压室,调遗传所业务处副处长陈永强任办公室主任。工作任务很繁重。
1987年开始,朱立煌研究组与李良才、顾铭洪研究组共同承担国家“863”课题“禾谷类作物基因工程载体构建转化技术及选择系统”(代号:863-101-09-35)研究工作。
宋文源正在做电击转化及基因分离试验。1988.9.负压实验室。
常规凝胶电泳及生化实验。研究生是实验室的主力。
研究生积极参加国家“863”课题研究,学习工作双丰收。李伟、甘露正在硕士论文答辩。负压室。
胡乃璧参加863第一主题年会汇报工作。1989.12.北京。
(三)、1988年国家科委生物中心与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商量决定,把洛克菲勒基金资助中国水稻生物技术项目,分给中科院及几个大学的相关实验室承担。包括遗传所胡含、邵启全、朱立煌、李良才、王斌、孙勇如等实验室。每年都开年会汇报工作进展及资金使用情况,美方派有关国际专家到会,并交出总结报告给基金会。因为朱立煌不在国内(美国康奈尔大学访问学者),我参加了1989年12月在中国农业科学院举行的一次年会。
美国洛克菲勒基金资助“中国水稻生物技术项目”年会,1989.12.于中国农业科学院。
第一排:左1洪孟民、左2邵启全、左4胡含、左7范云六、右1李良才;第二排:左1秦瑞珍、左5刘良式、左7陈章良、左8方荣祥、左9胡乃璧、右2孙勇如;第三排:左3王斌。
分子生物学、生物技术领域吸引了大量优秀人才的加入。负压实验室又是很聚“人气”的实验室,几位研究组组长,从代培-合作培养到自主招生硕士研究生,从硕士到博士研究生,再到博士后。一批又一批的骨干人才从这里走出,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在此,只能借用几张老照片,唤起各自的联想。
以上图片选自1986-1990年春假或秋假期间,朱立煌及陈受宜研究组师生京郊一日游。
负压实验室曾接待过很多次的参观、访问,从学生到老师,从设计到建筑,从基层干部到高层领导,从研究生到专家教授,从国内到国际。彭德兴同志及其他负责同志都要热情接待,因此负压实验室口碑不错。我认为有几次来访特别有意义。
(一)、李汝祺先生亲临负压实验室
1986年夏的一天,中国遗传学会办公室主任安锡培同志,请刘英师傅亲自驾车到北大燕南园接李汝祺先生和吴鹤玲教授,直接开到遗传所试验场内的王春元先生的金鱼遗传研究组。因为这里曾经是李汝祺教授在遗传所的实验室。原遗传所动物室主任蒋耀青研究员、家禽遗传研究组组长程光潮研究员,张乃昌高级工程师还有王春元研究员一起欢迎二位老先生,老同事。然后陪同来到遗传所负压室参观。朱立煌主任介绍了负压室的结构、使用及问题,同时汇报了负压室利用和几个课题组的研究概况。老先生听的很认真,问的很仔细。随后体验了一下负压室工作状态。
李先生与遗传所联系相当长久,关系非常密切。他是不拿任何报酬的遗传所兼职研究员。原动物所所长陈桢教授开创了中国的金鱼遗传学研究,1957年他不幸病故。此后,动物所就聘请北京大学生物系李汝祺教授到动物所遗传组指导金鱼的研究工作。1959年遗传所成立,动物所的金鱼项目带到了遗传所,李先生也继续指导研究并取得很多重要成果。金鱼大量的变异性状作为实验材料,研究遗传学问题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1966年文革开始,金鱼组下马,珍贵的金鱼材料被毁,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1979年遗传所恢复金鱼遗传组的工作。遗传所仍继续聘请李汝祺(74岁)教授兼任中科院遗传所研究员,指导金鱼发生遗传学研究工作,并任金鱼遗传项目组组长。李先生几乎每周三都到实验室指导工作,观察实验,座谈,听汇报。编制计划,撰写并审阅论文。多篇论文在学报上发表,科研成果获奖。作为李先生的助手,金鱼组负责人王春元研究员深有感触。他说李先生是中国遗传学的奠基人之一。他为人师表,品德高尚,淡泊名利,为金鱼遗传学研究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精力。
李先生以九十多岁高龄,亲临遗传所负压实验室,关心中国生物技术的进展,关怀中国遗传学的发展,令学生和晚辈们深受感动和崇敬。
92岁高龄李汝祺先生视察、参观遗传所负压实验室纪念(1986年).
前排左起:蒋耀青、李汝祺、王春元、程光潮;后排左起:朱立煌、吴鹤龄、张乃昌、安锡培。
说明:李汝祺(1895—1991)中国遗传学家。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毕业。1918年毕业后进入美国普渡大学(Purdue University)农学系学习畜牧学。1923年毕业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动物学系研究院,从师于世界著名遗传学家摩尔根教授,在他领导的实验室进行果蝇发生遗传学研究工作,1926年以优异成绩完成学位论文,成为该实验室第一位获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1952年全国院校调整后一直在北京大学生物系任教,1986年退休。他在60年的教学生涯中,以诲人不倦的精神,“教而不包”的方法指导学生,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中国的著名学者刘承钊,谈家桢,张作干,金荫昌,李肇特等都曾经跟随他学习和工作过。李汝祺1940~1941年任“北平博学会”会长。1950~1956年任中国动物学会理事长。1978年中国遗传学会成立,他被推选为第一任理事长兼《遗传学报》主编,在他任职的 4年间,对推动中国遗传学及遗传学会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晚年,李汝祺思考如何加快培养青年动物遗传学人才以适应我国遗传学事业发展的需要,为此他在中国遗传学会里设立了一个“奖金”,奖励对动物遗传研究有创见的青年科学工作者。
当李森科的不正学风波及到中国后,李汝祺不苟同于当时国内对摩尔根学派所进行的错误做法。1956年李汝祺应邀参加了在青岛召开的遗传学座谈会,会上他坦诚而有说服力地阐述了自己的学术观点,批判和澄清了许多混乱的思想,并赞扬了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1957年4月29日《光明日报》刊登了他所写的《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的文章,毛主席看后非常赞赏,建议《人民日报》转载,并把标题改为《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将原来的标题作为副标题,还亲自为之写了按语,于当年5月1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此文发表后对推动我国遗传学的健康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对科学地阐明百家争鸣方针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毛主席接见竺可桢时说:“一定要把遗传学研究工作搞起来,要坚持真理,不要怕” -摘自百度
(二)、方荣祥先生来访,开启了新的合作。
1988年中科院微生物所研究员莽克强先生、方荣祥先生陪同一位重要外宾访问负压实验室,朱立煌和陈受宜给予了热情的接待,交流。方荣祥对“植物生物技术开放实验室”很感兴趣,大家充分交换了意见,初步有了共识。后来方荣祥进入了以此开放实验室为前身的“植物基因组学国家重点实验室”(2003年),并任主任(2004.1)。
注:方荣祥200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莽克强先生、方荣祥先生陪同外宾访问遗传所“植物生物技术开放实验室”(1987年)
(三)范云六先生陪同外国科学家访问遗传所负压实验室
1984年,范云六先生离开工作了20多年的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来到中国农业科学院,建立起中国农业领域第一个分子生物学实验室,开始植物基因工程和分子生物学的研究。同时担任分子生物学研究室主任、研究员(1984年—1986年)。
1986年,在分子生物学研究室的基础上发展成为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中心,范云六研究员兼任分子生物学实验室主任和中心主任。
1988年范云六主任亲自陪同外国科学家,参观访问遗传所植物生物技术开放实验室。遗传所胡含研究员(范云六的列宁格勒大学同学)及曾君祉研究员(范云六武汉大学校友)出面迎接。胡乃璧副研究员代表实验室接待,并安排了参观和讲座。
注:范云六1997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农科院范云六研究员陪同外国科学家访问遗传所植物生物技术开放实验室(1988.3)
前排左起:胡乃璧、曾君祉、范云六、胡含,后排左起:李伟、徐吉臣、宋文源。
1984年-1991年,我曾在朱立煌研究组工作。对负压室有些了解,对本组情况略知一二,对其他组的事情知之甚少。所以,本文只能说出一些经历的零星片段。由于年老记忆渐衰,有谬误之处,请予批评指正。
致谢:感谢原遗传所基建科科长王学明提供资料;感谢以彭德兴为首的负压室后勤保障团队。向逝去的彭德兴同志、付世祥师傅、吴振洲师傅表示深切怀念和崇高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