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传所的60年是充满成就、写满辉煌的60年。这些都与它建所时的风格有关,与在这里工作过的所有同志的努力分不开。
遗传所搬到917大楼不久 ,我被分配到遗传所。那时,因受1956年青岛遗传学辩论会的影响,社会上对遗传学的关注度非常高。凡是看过报纸的人都知道有米丘林学派、摩尔根学派,虽然不一定懂辩论的具体内容,但都知道这些学术观点涉及到两种社会制度。当年我能到遗传所工作,很是幸运。
我于1964年曾经来北京实习过。那时遗传所在中关村,我们是在动物园那边的植物所实习。年底时遗传所搬到917大楼。
我匆忙地赶到北京,自以为是地找到了中关村,就是找不到遗传所的门牌,向路人打听也无人知道。后来误打误撞找到了五道口遗传所的农场,虽然是星期天,居然有人在工作,几个考种的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
他们告诉我坐公交车到北沙滩,往西一马平川,就是917一栋高楼,没有其他建筑物。这样,我在天黑前终于来到遗传所传达室,同样得到了热情的帮助。
这是遗传所留给我的第一印像:待人热情,工作踏实,生活补素,下乡工作受到当地人民群众的欢迎。例如:在河南省内皇县蹲点推广单交玉米的陈少麟先生,因劳累而得了肝炎。当地的群众亲自陪同送回北京,住进医院,才放心返回。在晋中蹲点,示范杂交高梁推广的项文美先生同样受当地人民的欢迎。
第二天上班时,我到人保科报到,幸会复旦大学分来的荣瑞章、朱立煌、沈蕴芳、马志芳四位同志。
由于新分来的人尚未到齐,所里暂时安排我们参加修建游泳池的劳动。这是917三个所联合修建的。可能是受到郭(沫若)老用稿费为中关村捐建游泳池的启发吧!工地办公室的一位相貌英俊的军转干部总是在我们很劳累时体贴地广播“现在请同志们休息十分钟”。语气十分亲切,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平易近人,是位有老八路作风的干部。后来才知道他是我们遗传所农场的负责人李瑞升同志。我们这些劳动惯了的人,在修建游泳池的劳动中是不含糊的。我清楚地记得那时赵世民同志是腰上带着伤痛参加劳动的。几天后我们新来的人基本到齐了,得到通知,晚上为我们举行迎新晚会。我大为感动,这个单位对新来的人真是热情啊。
会场设在917大楼的顶层。记得是由颜秋生、黄大年几位同志布置的。参加的人不多。除我们新来的外,所里的老同志有胡含、王培田、吴海珊、颜秋生、黄大年等人。说是晚会,可没有歌舞,没有话剧演出,就是个座谈会。许多人的发言都是表示欢迎新生力量。唯一记着的是王培田先生的发言,他从建所的历史讲起,谈到遗传所是由解放区、边区科学院搬来的,建国后改为遗传馆,1959年正式成立遗传所。他还风趣地借用八卦的阴阳五行,预祝新同志会有新贡献。他说:“为什么人们总说提着篮子拣东西,而不说拣南北呢?”他说:“阴阳八掛中,东方甲乙属木,南方丙丁属火,西方庚辛属金,北方壬癸属水。篮子能装金子、木柴,不能装水、火。故只能拣东西,不能拣南北。”这么有趣的说法使我至今不忘。联想到上班是从生活区到917大楼,或到农场是向西,是去拣金子的;下班回生活区是往东,是去拣木柴的。加之917大楼座落在北京中轴线的北端,位于天安门至故宫的延长线上,这样的风水宝地,遗传所想不兴旺发达都不成。
风风雨雨几十年过去了。这样的迎新晚会只有我们那一拨人享受过,后来的同志就没有机会了。晚会虽然简单,但体现了一种精神,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互相关心爱护、团结一致,为了取得更好的科研成果、争取更多的科研项目而奋斗。
退休第二支部 毛钟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