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前三届”研究生》- 渠荣达 周泽奇 等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前三届”研究生
作者：渠荣达，周泽奇，王宗仁，黄斌，陈之征，陈良忠，潘永保，孙东旭，王兴智，刘一农，李心治，徐志彦，姚祥康，胡应和，于雷，赵佐宇
1977 年恢复了高校统一招生考试制度，随即中国科学院和教育部联合发出招收研究生的通知。消息传来，举国上下一片欢腾。1978 年3月初，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指出“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重申“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在大会闭幕式上，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先生发表了题为《科学的春天》书面讲话。好似一阵阵春雷，震荡着科学的春风、迅速吹遍神州大地，唤起了有志青年求学的热情与愿望。
自Watson 和 Crick 发现 DNA 双螺旋结构以来，遗传学进入了分子阶段。随着各种分子生物技术的出现，1972年Boyer与Cochen 合作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由遗传工程产生的抗卡那霉素的细菌。1974年第一个经遗传修饰的动物—小白鼠在实验室完成等等，这些划时代的科学突破让遗传学成为生物学里的热门领域。1977年，中国科学院在全国率先招收研究生，消息振奋人心。1977年10月《人民日报》报道了中国科学院任命胡含为遗传所所长，激起了我们报考遗传所的热望。经过初试和复试，遗传所从1978~1980年共招收20名硕士研究生。前三届考生的来源与背景十分独特：一是年龄跨度大，最年长的37岁，最年轻的才21岁；二是教育背景多样化，有文革前入学的大学生或研究生，有文革中的工农兵学员，还有从未上过大学的自修生。我们这些热血青年从祖国各地集聚到遗传所，如饥似渴的学习，认真聆听导师们的教诲，受世界级大师们如物理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生物学诺贝尔奖得主Watson和Sanger的熏陶。我们又奔向世界各地，求学深造。经过几十年的历练和成长，我们中的许多学子已经成为学术界的佼佼者或行业中的领跑人，做出来了可圈可点的成就。
我们中年龄最小的黄斌，78年录取为所长胡含的研究生。经过一年的英语培训，79年到英国的顶尖研究所John Innes读博士。她用了短短的3年时间，1982年在她年仅25岁时获得博士学位，成为中华教育史上那颗闪烁的明星（1982-1984年前后包括人民日报、广州日报等多家媒体均有报道）。她再接再厉，利用工作之余在加拿大完成商业硕士（MBA）学位。继后，她出任多家上市公司总裁，并应邀做过国内外多家公司的董事，2015年至今任加拿大OncoQuest Inc.生物技术公司董事会主席。
79年入学的于雷是另一位佼佼者。在读工科大学三年级时，便通过自学遗传学，以第一的成绩考入遗传所，成为童克忠老师的研究生。在遗传所期间，又仅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完成了研究生课程和硕士论文的科研工作。1981年6月，于雷成为遗传所建所以来第一位进行学位论文答辩的研究生。同年7月，他获得奖学金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Caltech）遗传系攻读博士。加州理工学院是国际著名学府，尤其是遗传系因遗传学家摩尔根而知名。学业完成后，于雷一直在美国的大学从事教学和科研。现在是美国罗格斯大学（Rutgers）遗传系的杰出教授（Distinguished Professor）。已发表的学术论文100余篇，授权专利8项，同时兼任包括中国在内的6个国家11个科研基金评审委员会的委员。
周泽奇是78级副所长邵启全的研究生，学生时期他所从事的“西藏野生大麦”的研究在1988年8月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2008年回到天津国际生物医药联合研究院，任副院长。2014年创办了丹娜(天津)生物科技公司，任董事长兼首席科学家。在短短的几年中，该公司已经开发出16个欧盟CE认证和CFDA注册的创新产品，显示了强大的国际竞争力，成为侵袭性真菌病早期血清学精准诊断领域的靓丽新星，为此获得多项荣誉。
潘永保是78级王培田老师的研究生。在美国获得博士后，1994年至今一直任职于美国农业部甘蔗研究所。经多年的努力，他对美国和国际甘蔗的育种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2018年3月8日在泰国举行的第6届国际蔗糖会议上获得糖业研究促进会颁发的《终生成就奖》。2019年2月22日他家乡的宜兴日报对他进行了采访报道。
这三届学生，可以说个个是精英，每个人在不同的领域里做出不菲的成就。本文分为3个部分：首先在简介中列出这20名学生的概况和相关照片；其次在简历中，由每个人提供自己简洁的经历，包括学历、工作经历和成就；最后用简短的回忆录来追忆在遗传所学习、工作时发生在身边的一些事情，以表述对培育我们的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和导师们的感激之情。
一、简介
中国科学院遗传所1978年录取16名硕士生，1979年录取3名研究生，1980年录取1名研究生，这就是本文所说的遗传所20名“前三届”硕士研究生。这20名学生的概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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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
导师 |
专业 |
来源 |
现居城市及联系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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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入学的16位硕士研究生 (*3名直接出国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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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克忠 |
微生物遗传学 |
江苏徐州五七农大 |
美国Cupertino,dongxusun2003@yahoo.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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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宗仁 |
杜若甫 |
动物遗传学 |
陕西卫生防疫站 |
美国Liberty Lake,wangzhongren999@yahoo.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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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良忠 |
杜若甫 |
人类遗传学 |
内蒙医学院 |
澳洲Adelaide, liangzhong.chen@gmail.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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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耀青 |
动物遗传学 |
山西介休矿务局中学 |
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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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兆文 |
汪安琦 |
人类医学遗传学 |
新疆卫生防疫站 |
已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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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心治 |
周宪庭 |
人类医学遗传学 |
沈阳苏家屯铁路医院 |
中国北京，微信号：m135207168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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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斌* |
胡含 |
植物细胞遗传学 |
武汉大学 |
加拿大Vancouver,Bhuang89@hotmail.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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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兴智 |
胡含 |
植物细胞遗传学 |
吉林通化园艺所 |
中国山东龙口/海南万宁,wangxz543@nenu.edu.c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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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荣达 |
陈英 |
植物遗传学 |
天津农校 |
美国Raleigh,rqu@ncsu.ed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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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定钢 |
欧阳俊聞 |
植物遗传学 |
贵州咸宁农科所 |
澳洲Brisban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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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之征 |
陈正华 |
植物遗传学 |
山西沁县果树场 |
美国Fort Collins,zhizhengxc@comcast.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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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一农 |
李继耕 |
植物遗传学 |
黑龙江农垦大学 |
美国Portland, ME，ynliudr@yahoo.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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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泽其 |
邵启全 |
植物遗传学 |
武汉大学 |
中国天津/美国纽约, zeqizhou8888@dynamiker.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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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彦 |
王培田 |
植物遗传学 |
宁夏农学院 |
中国杭州，微信号：wxid_txpgbgwrtzc5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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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永保* |
王培田 |
植物遗传学 |
江苏射阳新洋农场 |
美国Houma,YongBao.Pan@ars.usda.go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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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祥康 |
张孔湉 |
植物遗传学 |
四川自贡农科所 |
中国自贡，微信号：kxy1020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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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入学的3位硕士研究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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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雷 |
童克忠 |
分子遗传学 |
无锡轻工业学院 |
美国Belle Mead,yu@dls.rutgers.ed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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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佐宇 |
谷明光 |
细胞遗传学 |
天津农科所 |
美国Honolulu,zuoyuzhao@gamil.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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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应和 |
梁宏 |
细胞遗传学 |
四川眉山师范学校 |
美国San Diego, yinghehu2002@yahoo.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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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入学的1位硕士研究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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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长乐 |
李向辉 |
遗传工程学 |
天津农校 |
美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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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些“前三届”研究生从走进遗传所受到导师们的教诲到走出遗传所迈向世界，在科学研究和高等教学领域中做出了可喜的成绩。“吃水不忘挖井人”， 我们时时感谢培养我们的中国科学院遗传所和导师们；感谢改革开放带给我们的千载难逢的人生转折机遇。我们收集了一些照片，尤其是当年与导师们的留念，以作为对历史的追忆。
遗传所1981年9月主办“北京国际植物组织培养及作物改良训练班”，国内外一些知名学者出席并讲演。学员主要是来自东南亚国家的科研人员。遗传所部分从事植物研究的研究生（渠荣达，周泽其，赵佐宇，陈之征，王兴智，何定钢）参加，并起到承接语言交流的重要作用。
姚祥康硕士论文的致谢前言
1982年第五届国际植物组织培养会议在日本东京举行。部分参会人员合影，包括遗传所所长胡含（后排中）、
陈英老师（中排右3）、陈正华老师（中排右2）和黄斌（前排右1）
遗传所研究生黄斌（右二）、周泽奇(右三)、胡应和（左二）、李家洋（院士，左一）与科学院
副院长前北大校长许智宏（院士，左四），博奥生物集团总裁程京（院士，右四），中山大学
肿瘤医院院长曾益新（院士，右一），清云创投合伙人曹华（左三）2005年5月相聚博奥
潘永保2018年3月在国际甘蔗大会上荣获遗传研究终身成就奖
2018年10月中国科学院大学（前研究生院）40周年校庆。右起：赵佐宇，周泽奇，渠荣达，陈良忠
王宗仁从事遗传学研究转向教授中国书画，这是他近年部分作品。上-书法:“过眼烟云”，
左-小楷书法：临王羲之作品，右上-油画：传统与时尚，右下-国画：马
王宗仁在美国Gonzaga大学教授中国书画
二、 简历
我们这20位同学有着不同的人生经历。有的同学被遗传所录取后，直接进入出国外语培训班，经过短期培训，到国外深造。有的在遗传所硕士毕业后，在国内工作或到国外作为访问学者进行短期学术交流与培训。还有一部分同学硕士毕业后，继续到国外攻读博士学位。我们之中，有的成为大学教授，培养出更多学术界新人；有的从事生物科学研究、医药和生物技术开发或投资。为了让导师们和关心我们的朋友们了解我们的成长和成就，我们每个人提供了自己的简历作为对培养我们成长和给予我们人生转折机遇的遗传与发育所的导师们和朋友们的简要汇报。
孙东旭
学历
1972-1975：江苏农学院农学系，本科大学生。
1978-1980：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硕士研究生，导师：童克忠；专业：微生物遗传学。
1980-1984：加拿大McMaster 大学生物系，博士研究生；专业：遗传学/微生物学。
工作经历
1975-1978：江苏省徐州地区五七农业大学农学系，教师，讲授“遗传育种”课程。
1985-1986：南京大学生物化学系，讲师；讲授“分子遗传学”课程。
1986-1992：美国康涅狄克州大学健康中心生物化学系，博士后、研究助理；枯草芽孢杆菌芽孢形成过程的基因表达调控。发现了参与枯草芽孢形成基因调控的RNA聚合酶两个σ因子。
1992-1994：美国Agouron Institute研究所，Scientist；自身免疫疾病的免疫学研究。
1994-1998：美国Microcide Pharmaceuticals公司，Senior Research Fellow，从事抗革兰氏阳性细菌的药靶研究及药物前体的高通量筛选，耐药机制研究。
1998-2002：美国Iconix Pharmaceuticals公司，Associate Director, New Technology；抗病毒、抗真菌及抗肿瘤药物的药靶研究，抑制剂的前期高通量筛选，免疫检测新方法探索。
2003-2014：美国Mpex/Rempex 药业公司，Director, Molecular Genetics; Consultant；研究开发针对铜绿假单胞菌肺部感染的新型喷雾剂药物Quinsair。该药已经在欧盟及加拿大获批准进入临床使用。研究开发控制肠杆菌科耐碳青霉烯细菌的新型抗生素Vabomere。
2003-2014：江苏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江苏省药用植物生物技术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创建药物检测平台，担任研究生导师。
2014-2018：美国The Medicines Company公司，Director Scientist, Molecular Genetics；研究开发控制肠杆菌科耐碳青霉烯细菌的新型抗生素Vabomere。该药于2017年获美国FDA批准进入临床使用。
2018 - 至今：退休，暂时在美国Qpex Biopharma公司做顾问（Consultant）；研究开发针对革兰氏阴性“超级细菌”的新型抗生素。
成就
1986年和同事共同编著出版了《分子遗传学》，1990-2005年间被国内许多重点高校选为本科及研究生教材和考研指定参考书。
发表科技论文40余篇，申请美国发明专利获授权17项，申请中国发明专利获授权1项。
王宗仁
学历
1965-1970：北京医学院，大学。
1978-1981：中科院遗传研究所，硕士研究生，师从杜若甫研究员，研究课题为动物细胞遗传。
工作经历
1970-1972：宁夏兰州军区吴忠农场，接受再教育。主要是种玉米和放牧。
1972-1978：陕西省卫生防疫站任医师，主要从事陕西农村的饮水粪便管理。
1982-1991：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历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主持动物研究所动物遗传分类实验室工作。
1983-1986：在美国The University of Texas Southwestern Medical Center访问学者（待遇为博士后）。
1987-1988：日本京都大学生物系作访问教授，共同研究亚欧啮齿类动物遗传进化。
1991-2006：来美工作，先后在南卡大学生物系，Kansas 医学中心，南卡大学医学中心和WSU医学中心工作，职务为博士后和assistant researcher和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2006-至今：退休，主要工作是教授中国书法和绘画。
成就
发表学术论文国内外三十余篇。专著两本（鹿的核型与染色体进化，1988，科学出版社，王宗仁、杜若甫）（动物遗传学实验方法 1990 北京大学出版社 王宗仁、贾凤兰、吴鹤令）。
1983 年被选为青年遗传学家，由国际遗传学会资助参加在印度举办的国际遗传大会（中国代表团系首次）。
1984年被评为中国遗传学会首届李汝祺基金奖。
1984-1991为遗传学报，动物学报，遗传杂志和动物杂志编委。中国遗传学会动物遗传专业委员会委员，北京遗传学会副秘书长和国家科学基金评审委员会委员。
陈良忠
学历
1973-1976：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毕业。
1976-1978：內蒙古医学院基础医学文凭。
1978-1981：中國科学院研究生院，遗传所，导师：杜若甫，人类遗传学、碩士。
1985-1989：澳大利亞国立大學医学研究院人类遗传学博士。
2004-2007：澳大利亞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學中醫碩士。
2005-2006：澳大利亞西悉尼大学針灸碩士。
2010-2012：澳大利亞路德神学院神学碩士。
工作经历
1989-1993：澳大利亞阿德萊德儿童医院博士后
1993-至今：中醫师
成就
2014-至今：澳大利亞聯邦政府衛生部的中醫局任局委
2012-至今：兼职华人基督教会传道人
黄斌
学历
1975-1978：武汉大学生物学学生
1978：录取为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研究生，导师胡含
1979-1982：英国 John Innes 研究生博士生，获博士学位。导师 Norman Sunderland
1991-1993：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管理学院夜校，获工商管理硕士。
工作经历
1983-1985：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
1985-1987：美国普渡大学博士后
1988-1994：加拿大 Allelix 生物技术公司研究员
1995-1997：加拿大GMP证劵公司合伙人和分析师
1997-1998：孟山都加拿大商业开发副总裁
1999-2004：加拿大上市公司 Cytovax 总裁/CEO
2005-2006：香港基因港生物技术公司 CEO
2007-2013：加拿大上市公司 WEX 制药公司 总裁/CEO
2014-2018：加拿大上市公司 Emerald Health 总裁/CEO
2015-至今：加拿大 OncoQuest Inc. 董事长 https://www.oncoquestinc.com/
2018-至今：深圳昂瑞生物医药公司 董事 http://oncovent.com/
2018-至今：加拿大上市公司 Geyser Brands 顾问 https://www.geyserbrands.com/
王兴智
学历
1962-1966：吉林农业大学园艺专业，学士。
1978-1981：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硕士。
1985-1988：丹麦哥本哈根大学， 博士。
工作经历
1967-1970：通化园艺试验站，工人。
1970-1974：浑江汽车修配厂， 工人。
1974-1978：通化园艺试验站，助理研究员，果树研究室主任。
1981-1984：中科院遗传所，助理研究员。
1988-1995：丹麦嘉士伯实验室，研究员。
1995-2019：东北师范大学，教师。
2019： 退休
成就
培养硕士39名，博士11人，发表文章64篇。
建立了以大麦花青素基因在细胞原位表达的实验体系，首次揭示了叠氮化钠诱发植物DNA分子水平的变化，结果发表于美国科学院院报，与丹麦嘉士伯同仁共同完成。
首次报道了在单倍体小麦存在SC，对5B染色体Ph基因控制部分同源染色体间配对作用提出了新假说，引起20几个国家同行的兴趣，研究结果多次为各种学术杂志引用。与P. B. Holm博士共同完成。
证明用花药培养技术可以将远缘杂种F1的配子类型在植株水平显示，是一个快捷获得异源染色体间易位系以及代换系，附加系的有效途径，此工作获1997年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结果发表于TAG和遗传学报，在中科院遗传所胡含导师指导下完成。
1999-2004：国家植物转基因基地（吉林）首席科学家
2005-2010：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
2004-2014：中国遗传学会付秘书长，常务理事
2003-2013：吉林省遗传学会理事长
曾任长春市华侨联合会常委，吉林省华侨联合会常委，吉林省知识分子联谊会理事，东北师大华侨联合会副主席。
1999年被长春市政府授予 “回乡报国知识分子荣誉称号” 。曾获得长春市有突出贡献的归国华侨十佳荣誉。
渠荣达
学术生涯主要从事植物组织培养和转基因研究
学历
1965-1970：北京林学院林业系，学士 ， 北京
1978-1982：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 （遗传研究所），硕士， 北京
1984-1989： 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生物系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Columbia, SC), 博士。
工作经历
1972-1974：张家口坝下农科所水稻育种组技术员，河北省，沙岭子。
1974-1978：天津农校遗传育种组教师，天津。
1982-1983：中科院遗传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
1989-1991：华盛顿大学 (Washington University) 生物系博士后研究助理，St. Louis，MO
1991-1994：斯克瑞普斯研究所（Scripps Research Institute）植物系资深研究助理，La Jolla，CA
1994-1996：蒙大拿州立大学 (Montana State University) 植物土壤环境系研究助教授，Bozeman，MT
1996-2018：北卡州大 (North Carolina State University) 作物系助教授，副教授，教授，Raleigh，NC
2011-2018 ：北卡州大植物微生物系，兼职教授
2019-至今： 北卡州大作物土壤系退休名誉教授 （Professor Emeritus）
教授两门研究生课程：植物组织培养，转化和分子生物学在植物育种中的应用。
成就
培养了六位博士，三位硕士，培训了九位博士后研究助理及四位访问学者。
获得美国专利局授权专利2 项：美国专利8022271 和 9580722。
共发表同行评审研究论文60 篇。
任 “作物科学”（Crop Science）学术期刊编委（2012-2018）。
为十余个专业期刊审阅了逾80 篇学术论文，为不同单位审阅了22 个学术课题开题报告，为三所大学审阅了六个教授提职申请。
被国内五所大学和研究机构聘为兼职或客座教授。
陈之征
学历
1964-1970：北京农业大学园艺系果树专业 – 本科大学生。
1978-1981：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导师：陈正华；专业方向-植物体细胞遗传。
1985-1991：美国（Rutgers）新泽西州立大学，博士研究生；专业：植物科学。
工作经历
1970-1978：山西省沁县果树场，技术员。
1981-1984：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1984-1990：DNA Plant Technology Corporation，访问学者。
1991-1994：美国 InterMountain Canola Company，2611 Branch Pike，Cinnaminson，New Jersey，USA. 植物细胞生物学研究员。
1995-2007：美国Specialty Canola Oils, Cargill Inc., 2540 East Drake Road, Fort Collins, CO 80525，高级研究员兼细胞生物实验室负责人。
2008-至今：美国GEOS Global Specialty, Cargill Inc., 2540 East Drake Road, Fort Collins, CO 80525，高级研究员。
研究领域
油菜小胞子培养及其应用
油菜转基因技术及其在油脂品质改良上的应用
运用化学及辐射诱变方法获得有特殊脂肪酸成分的油菜品系
芸苔属作物种质资源的发展
成就
发表文章：
Zhizheng Chen, David A Evans, Aurea Vasconcelos (1989). Use of tissue culture to bypass wheat hybrid necrosis. Theor Appl Genet 78:57-60.
Zhizheng Chen, Sharon Snyder, Zhegong Fan, Willie Loh (1994). Efficient production of doubled-haploid plants through chromosome doubling of isolated microspores in Brassica napus. Plant Breeding 113:217-221.
获4项美国专利，基因枪方法转化芸苔属植物（Patent number: 6495741），抗菌核病的转基因油菜（Patent number: 7141723），低亚麻酸油菜（Patent number: 9185861），（从冬型油菜快速）创建春型油菜（Patent number: 9332723）
刘一农
学历
1962-1966：吉林农业大学，农业科学系。
1978-1982：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遗传所，硕士。
1985年底获日本北海道大学医学院生物医学研究博士学位。
工作经历
1968-1973：北大荒农场 （当时的黑龍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师二营七连），任农业技术员。
1973-1978：黑龍江八一农垦大学，农学系，植物生理生化教研室，任教。
1978：被农业部派去南斯拉夫Nov Sad University 參加联和国，科教文组织开办的向日葵细胞遗传学习班（年初至7月）。
1982：中国科学院黑龍江应用微生物研究所。
1982-1991：哈尔滨医科大学，生物化学研究室，给研究生班主讲“核酸生物化学”。1983晋升为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1984-1985：获日本国会议员奖学金赴日本北海道大学，医学院做访问学者。从事“AFP人类甲胎球蛋白 Gene库” 研究。当时日本教育省规定，凡在日本六大帝国大学从事研究工作的学者，在日本发表1-2篇学术论文；经本人申请，校方学位委员会通过后可授予研究博士学位。
1986-1989：到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Health Science Center at Dallas 作博士后研究员。
1989-1998：在美国 Maine Jackson 研究所，分子免疫遗传系（Molecular Immunogenetics）出任研究副教授，师从1980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获得者 Dr. George D Snell。
1998-2009：被国家科技部，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科大学聘请回国先后出任协和医科大学实验动物研究所所长，教授，细胞遗传学博士生导师；细胞生物学博士生导师。
1999-2008：以中国首席科学家身份出任联和国，科教文组职The ICLAS Governing Board.
2010：在美国出任Jackson Laboratory Scientific Advisory Staff。
2012：退休后出任Portland Maine Medical Center 生物医学Scientific Advisory。
成就
1988年UT 授予我优秀博士后研究员称号，并奖给一枚校方10K金戒指。
1967－2001 年间共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70 多篇。
周泽奇
又名周泽其
学历
1975-1978: 武汉大学生物系毕业，武汉。
1978-1981: 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硕士研究生，导师邵启全，北京。
1984-1988: 美国俄亥俄大学，获细胞与分子生物学博士，Athens，OH
工作经历
1982-1984: 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1988-1989: 美国塔芙茨大学医学院博士后, Boston, MA
1990-1992: 哈佛大学医学院博士后研究员。
1993: 哈佛大学讲师，Boston, MA
1993-2001: 美国 Bayer 公司，助理科学家，科学家，高级科学家，Tarrytown，NY
2001-2004: 美国 Wyeth 制药公司首席科学家, Rochester, NY
2004-2007: Egenix 生物公司副总裁兼研发总监，Rochester, NY
2008-2013: 天津国际生物医药联合研究院副院长，天津。
2014-至今: 丹娜(天津)生物科技公司董事长兼首席科学家。
成就
发表科技论文 40 余篇，合作发表学术论著 3 部；获得授权国际专利 6 項，中国授权专利 17 項。
1982 年获全国学雷锋先进青年称号
1982 年获中国科学院新长征突击手称号
1984 年获黑龙江省科技成果二等奖
1995年获拜尔公司研发杰出成就奖
1997年获拜尔公司个人科学成就奖
2008 年被评为京津冀生物医药领军人才
2015 年天津市创新创业大赛特等奖
2015 年第四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十强
2016 年中国 IVD 独角兽大赛亚军
国际华人工商协会副理事长，南开大学与天津大学药学院教授
北京市侵袭性真菌病机制研究与精准诊断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徐志彦
学历
1960-1965： 北京农业大学(现中国农业大学)农学系遗传育种专业
1978-1981：中科院遗传研究所, 师从王培田研究员，研究课题《酵母呼吸突变体筛选及鑑定》，获理学硕士。
工作经历
1965-1973：宁夏青铜峡县良种繁殖场技术员
1973-1978：宁夏农学院教师
1982-2003：调杭州师范大学生物系任教
1987：公派到美国南伊利诺州大学作访问学者一年
2003-至今：退休。
成就
专注于师范教育，论文也多涉足遗传学教学。其间任两届生物系系主任。1988年参加了第16届国际遗传学年会(加拿大、多伦多)。
在杭州师范大学开设生命科学前沿学科新课程及实验，培养的学生遍佈海内外，可谓桃李满天下。
潘永保
学历
1972-1975：江苏农学院，大学生。
1978-1980：中科院遗传研究所研究生，遗传所，硕士研究生。
1980-1983：菲律宾大学/国际水稻研究所，植物育种与农业化学硕士学位。
1984-1990：美国衣阿华州立大学，遗传与生物化学博士学位。
工作经历
1975-1978：江苏省射阳县新洋农场，技术员。
1983-1984：中科院遗传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1989：在德国科隆马普研究所访问研究3个月。
1990-1994：美国芝加哥拉希医科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
1994-至今：美国农业部甘蔗研究所工作, 先后任博士后、副教授、研究员。
2000年在澳大利亚南极星大学植物遗传资源中心访问研究三个月。
成就
1990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研究优秀奖。
1999美国甘蔗技术专家协会年会最佳论文奖
1999美国农业部南方研究所杰出研究论文奖
2001美国农业部南方研究所杰出科学家奖
2011国际糖业协会第四届国际会议杰出服务奖, 印度新德里
2014国际糖业协会第五届国际会议优秀论文奖, 中国南宁
2018国际糖业协会第六届国际会议遗传研究终身成就奖, 泰国乌隆他尼。
2004年以来被邀请到菲律宾、泰国、埃及、巴基斯坦、印度和中国讲学。福建农林大学的客座教授。同中国福建、云南、广西、广东、贵州的甘蔗研究人员进行合作研究。指导培养了5个博士和到美国深造的10个中国访问学者; 接待了多个到美国访问的中国糖业团队。是9个国际学术期刊的编辑和36个国际学术期刊的评审专家。在植物遗传和育种领域发表了140多篇研究论文。
姚祥康
学历
1959-1964：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植物专业
1964-1976：四川大学生物系，研究生，专业植物形态学，研究方向植物胚胎学，指导教师郑学经
1978-1983：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研究生，植物遗传学专业，指导教师张孔湉
工作经历
1967-1978：四川省自贡市农业科学研究所，技术员，小麦育种
1983-2001：四川轻化工大学生物工程学院，教师
2001-至今：退休
于雷
学历
1977-1979: 在无锡轻工业学院 (现江南大学) 工业发酵专业。
1979-1981: 中国科学院遗传所就读硕士研究生; 1981年6月答辩毕业。
1981-1987: 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就读博士研究生, 1987年获博士学位。
工作经历
1988-1997: 印第安纳大学 (Indiana University) 医学院, 医学及分子遗传学系; 1988 - 1993助理教授; 1993任副教授; 1994终身教授职位; 1995任教授。
1997-2005: 辛辛那提大学 (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医学院, 细胞及神经生物学系, 任教授。
2005-至今: 罗格斯大学 (Rutgers University) 遗传系, 任杰出教授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研究工作方向: 主要是以分子遗传学为研究手段，结合神经生物学、药物学和行为学进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
成就
已发表的学术论文一百余篇，授权专利八项。
1993年率学生在国际上首先报道了吗啡受体基因的克隆，并从事镇痛戒毒等分子遗传学的机理研究。
1996 - 1999年，应美国卫生部长聘请，担任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药物滥用研究所国家咨询委员会的委员，为美国政府药物研究提供咨询。其后，长期作为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IH)、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 (Medical Research Council, United Kingdom), 新加坡国家医药研究评审委员会 (National Medical Research Council, Singapore ), 意大利国家科研委员会 (Ministry of University and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search, Italy)、中国自然科学基金等6个国家11个科研基金评审委员会的委员。
赵佐宇
学历
1964-1970：北京农业大学（现中国农大）植保系学生，毕业。
1979-1982：中国科学研究生院、科学院遗传所、硕士研究生，师从谷明光老师，获硕士学位。
1984-1987：美国伊利诺伊州立大学（Illinois State University）生物系、博士研究生，师从Dr. David Weber，1987年12月获博士（Ph. D.）学位。
工作经历
1970-1975：河北省枣强县农林局、技术员。
1976-1979：天津市农科所，玉米育种技术员。
1982-1984：中国科学院遗传所、助理研究员。
1988-1990：美国冷泉港实验室（Cold Spring Harbor Laboratory）、博士后，师从Dr. Sundaresan，并得到Dr. Barbara McClintock (1983年诺贝尔奖获得者) 的指导（Mentoring）。
1990-2013：先锋国际种子公司 (Pioneer Hybrid International, Inc.) 生物技术部，后与杜邦公司 （DuPont Company）合并、历任研究员（Scientist），高级研究员（Senior Scientist），至首席研究员 (Fellow)；负责4个实验室进行单子叶农作物转基因技术研发。期间，2005-2014参加由比尔盖茨基金会和巴菲特基金会赞助的 “非洲营养强化高粱” 大型国际合作研发项目，2009年起任该项目学术负责人（Science Lead）。
2013-至今： 退休，担任 “非洲营养强化高粱” 科学顾问。
成就
2013年退休时获授权美国或国际专利23项, 尚在审批的专利申请27项。发表同行评审学术论文30余篇。2019年合作主编 “SORGHUM - Methods and Protocols” 一书 (Edited by Zuo-Yu Zhao and Jeff Dahlberg, Springer Protocols, Humana Press, 2019) 。
2005年获杜邦公司《作物研发贡献奖》（DuPont Company 2005 Crop Genetics Research & Development Contribution Award）
2009年获杜邦公司《华莱士农业革命影响奖》（DuPont Company 2009 Henry A Wallace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Impact Award
2013年获美国专利商标局《专利用于人道主义 - 食品和营养奖》 [USPTO (U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2013“Patents for Humanity”Award for Food and Nutrition]
2014 获杜邦公司《道尔顿发展影响奖》（DuPont Company 2014 Gene Dalton Evolution Impact Award）
2015年获杜邦公司《农业生物技术成就奖–优秀团队合作奖》（DuPont Company 2015 Ag Biotech Achievement Award – Outstanding Team Collaboration Award）
胡应和
学历
1973-1977：重庆师专生物系毕业。
1979-1982：中国科学院遗传所硕士研究生，导师：梁宏，细胞遗传专业。
1985-1990：美国衣阿华大学，博士。
工作经历
1990-1993：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后。
1993-1998：美国Bayer 公司，科学家。
1998-1999：美国记忆公司，科学家。
1999-2002：美国诺华功能基因组研究所，科学家。
2002-2015：中国华东师范大学紫江教授，终身教授。
2015-至今： Laboratory for Advanced Medicine, 首席技术官。
成就
发表科技论文60余篇，获得授权国际专利5項。
Bayer 制药公司，科学技术奖。
Memory Pharmaceutical Inc. 特殊贡献奖。
白玉兰纪念奖。
三、在遗传所学习、工作时发生在身边的事情
我和遗传所—黄斌
第一次了解遗传所的研究工作是1977年。当时我在武汉大学做毕业论文，课题是水稻根提取液在花药培养中的效用。我们发现在进行水稻花药培养时，如果在培养基中加入适量的水稻根提取液尤其是来源杂交水稻根，愈伤组织的诱导率和绿苗的分化率都有较明显的提高。 1978-1979年我和导师在《植物杂志》等刊物上发表了几篇论文，引用了遗传所欧阳俊聞等几位老师的文章。遗传所在马铃薯培养基方面的研究，对我的论文选题和试验设计都很有启发。后来才听说，在那个科研工作被迫停止的年代，遗传所的老师们苦干加巧干，居然在禾谷类植物的花药培养和细胞遗传学方面做出了不少世界领先的工作。因为能够和农业实践结合，这些工作在七十年代初就得到了政府的嘉奖和媒体的报道， 1972年的《人民画报》做了一篇图文并茂的报道，遗传所在1974年还在广州举办了花粉培养工作经验交流会。
1978年初知道科学院招考研究生的消息后，凭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胆量，慕名去报考了德高望重的胡含所长的研究生。顺利地通过了统考和复试，幸运地成为遗传所的首届研究生之一，并被选派去英国留学，先到玉泉路的外训班报道，培训英语一年。1978-1980的头三届研究生来自积累了十几年的毕业生和同等学力自学成才的人才，年龄和经历差别非常大， 有不到二十岁的， 也有接近四十岁的。历史资料说，首届研究生全国有63,500名考生参加考试，录取10,708人。首届万人研究生是一个十分优秀的群体，不少研究生在入学以前就在科研和教学领域硕果累累，遗传所的头三届也不例外。我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在八十年代获得了博士学位，都在遗传所学习或工作过，后来又分别去了各个国家的大学，科研机关或公司深造和任职。遗传所的老师们，也是桃李满世界了!
承蒙导师胡含的推荐，我于1979年赴英国留学，在John Innes 研究所森德兰 (Norman Sunderland) 教授的指导下做博士论文，研究方向为花粉胚胎发育的亚显微结构特征。森德兰教授是一个认真做学问的老派科学家，那一年收了两个关门弟子，让我们去阐述花粉发育成植株过程的亚显微结构特征，也就是说用电子显微镜追踪这个发育过程。我做大麦，发现了不少有趣现象，三年中完成了好几篇论文，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系统地比较了低温预处理和培养条件对大麦小麦花药培养效率的影响。大麦花药培养中低温预处理的作用，1981 年发表在门槛很高的《英国植物学年鉴》，引用率和应用价值都很高，1981在爱丁堡召开的大麦遗传学会还特邀我去做了嘉宾报告。 1982年底博士论文答辩由诺丁汉大学的 Edward Cocking 教授主持。有趣的是，多年后我在遗传所的网站上看到一张1978年遗传所主办的中澳植物组织培养讨论会与会人员的合照，Cocking 教授和我导师 Norman Sunderland都在照片中而且站在一起， 也是缘份吧？ 这张老照片中还有不少遗传所的老师 – 胡含， 陈英，陈正华，曾君芷，等等。
博士毕业前就收到了美国的 Vasil 教授的聘书，请我去他的实验室做博士后。征求胡含老师的意见，他说，我们很希望妳先回遗传所， 于是1983 年初我就回到遗传所 301 研究室。 这以后的两年半，我作为胡含团队的一员，和同学,同事们朝夕相处，做实验，写文章，组织学术活动，忙得不亦乐乎。 实验室的每一个人都非常的敬业，好学又勤奋。印象比较深的有科研大将欧阳俊聞，曾君芷，贾旭，贾双娥，还有心灵手巧的景健康和兢兢业业的郗子英， 研究生王兴智，梁思信，苗中和，陶跃之。大家愉快地努力着，合作着， 为科技繁荣增光添彩。 郗老师和胡老师多年压玻片，用于观察细胞和染色体，两个人的拇指都严重变了形。不论多忙，身为所长的胡老师每天都会挤出时间到实验室里转一转，显微镜下看一看，问一问大家有什么问题，下班时总会带上一些文献回家。
胡老师非常重视学术交流，对参加和组织国际学术会议有极大的热情。受他的鼓励和启发，我在1982，1986 和1990年 分别去了日本，美国和荷兰参加了四年一届的国际组织和细胞培养会议。每一个会议胡老师也都在场，我有幸耳闻目睹他和国际同行的愉快交流。 1984年10月我们还在北京香山主办了一个国际作物遗传操作研讨会，不少同事在会议上用英文报告了研究成果，让各国同行更加了 解了遗传所的科研实力。 时任陈希同市长报告时把我抓去做即时翻译，靠着意译和胆量，效果还不错。记忆犹新的是当他引用“霜叶红于二月花”杜牧的诗句时，我心里先是一咯噔，随后灵机一动翻译成“秋天的红叶和春天的花一样美”，就那么混了过去。
对他的学生和下属，胡老师以身作则，诲人不倦。他虽然平易近人却又不讲客套，没有虚伪的细胞，也没有造作的词汇。记得有一次错过开饭时间在他家晚餐，伙食是他岳母做的炸酱面和凉拌心里美萝卜。他说这是他最喜欢的菜式，他岳母又做得格外好吃。最后一次见到胡老师是2005年，他还是那么慈祥健谈，对科学发展和人才培养还是充满了热情。 谈到他正在上班的院士老伴董老师，眼光中还是充满了恩爱和尊重。
1985年我丈夫去美国读研究生，我随他去了普渡大学做博士后。原来计划是毕业后就回国的，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我们来到了加拿大，一晃就过了三十年。几十年来也算事业有成。学术方面，我在细胞和分子生物学领域一共发表了近百篇论文，还参加了撰写专著。九十年代中转行去投资银行做分析师，我在生物技术行业的投资研究报告被排名全国第一，也有著书立说。二十年前开始做生物技术公司的 CEO，在领导公司和培养人才方面都还有些成就。 虽然离开了科研前线，我任职的公司都是与生物技术，新药开发等密切相关。过去积累的基础知识，养成的良好思维习惯，让我受益无穷。 在遗传所工作的时间虽然不长，却能深深感到：所里的上进气氛，是“业精于勤”、“行成于思”的写照，同事同学之间的友情又是那么温馨。 遗传所永远是我人生里程的最珍贵一段。
2019年4月6日
感恩母所、感恩恩师 —陈良忠
1978年马年，我也属马，那是我人生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那一年改变了我的职业生涯：从外语学院毕业，到医学院教英语並旁听医学课程，到报考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人类遗传学专业碩士研究生。四十年后的今天回想起來，也觉得当时有点太大膽。
我常常感恩母所（中科院遺传所）和恩师杜若甫研究員不嫌棄而收留了我做學生。使我能有我的今天。記得在京复试時，面对三位研究員考官老師：杜若甫，汪安琦，周憲庭（還有一位做記錄的白老師），當我回答完我抽籤的試題（六個专业名詞解釋和三道大題之后），汪先生一開口，流利的美式英語：” I’d like to ask you a few questions in English, first one,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e prospect of genetic engineering?” 遺传工程正是当时时髦的话题，让我能用英語回答而显得胜出一筹，蒙混过关……。
杜老師指导我的“人类群体遗传”研究当时在国內属首创，在沒有建立生化实验室之前，我們采用的体质人类学基本指标包括：血型，指紋，血压，味覺，色盲，容貌特征，人体測量，女子初潮年龄调查等，调研了东北鄂溫克鄂伦春等少数民族写出一系列论文。
1981年10月论文答辩之后，杜老師送我去瑞典LKB公司实验室和当时的西德汉堡大学人类遗传所短期半年學習，开始使用生物化学等电聚焦电泳（IEF)技術，研究蛋白質（同工酶）遗传多態性指标。
1982-1985期間，同期的研究生同學都先後赴歐美深造，我留在所里三年“碩士后”研究，做了国內十几个少数民族的蛋白质（酶）的研究。当时觉得时间很长，現在回想起來，那是我对研究所很短的一点点回报。
1985年之后，我能在澳大利亞国立大学医学研究院完成“大洋洲人群DNA多态性研究”博士论文，1989年开始在阿德萊德兒童医院的“人类染色体（16 & X）基因定位”博士后研究。1993年以后，我的个人兴趣转向临床中医，又读了兩个学位：中医药碩士（墨尔本RMIT）和針灸碩士（悉尼WSdyU）。开始自己开业的診所，近年來還受顾於澳联邦政府卫生部的中医局任局委。我的最后一所大学：澳大利亞路德神学院，我完成了最后一个读书的心愿—神学研究碩士（2010-2012），現被按立为华人基督教会傳道人（兼职）。
感谢神的恩典，使我一生遇到这样的好老師，学校，研究所！我常常为母所，为我恩师祈福！
2019年4月11日
Adelaide AUSTRALIA
踏上遗传路的最后一班旧老九—王宗仁
硕士毕业后，分配至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历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主持动物研究所动物遗传分类实验室工作。期间，1983-1986 在美国The University of Texas Southwestern Medical Center作访问学者（待遇为博士后），1987-1988 到日本京都大学生物系作访问教授，共同研究亚欧啮齿类动物遗传进化。1991 年再度访美，先后在南卡大学生物系，Kansas 医学中心，南卡大学医学中心和WSU医学中心工作，职务为博士后和assistant researcher和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在职30多年，发表学术论文国内外30余篇。专著两本（鹿的核型与染色体进化，1988，科学出版社，王宗仁、杜若甫）（动物遗传学实验方法 1990 北京大学出版社 王宗仁、贾凤兰、吴鹤令）。1983 年被选为青年遗传学家，由国际遗传学会资助参加在印度举办的国际遗传大会（中国代表团系首次）。1984年被评为中国遗传学会首届李汝祺基金奖。1984-1991为遗传学报，动物学报，遗传杂志和动物杂志编委。中国遗传学会动物遗传专业委员会委员，北京遗传学会副秘书长和国家科学基金评审委员会委员。
我自己认为这一生最大的憾事是没有像同学们那样成为博士。学术经历的领域较多, 医学-卫生学-遗传学-动物学-肿瘤学到绘画艺术等多学科经历。我有时常常问自己，为什么要报考研究生？因为要攺变我的命运；为什么我要去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因为我想畄在北京工作。为什么我要出国工作？我要把孩子带到国外受敎育。为什么我选择畄在美国？因为我又有了新的儿女。所以我从来没有想过努力奋斗的，我和各位大咖难以相比。
2006年退休至今。现主要工作是教授中国书法和绘画。
2019年4月11日
一名遗传所学子的随想—徐志彦
硕士毕业时首要考虑的是分居三地的妻儿子女的团聚，于是选择了调离遗传所、入职杭师大(马云的母校)生物系。这意味着科研生涯划上句号而专注于师范教育，论文也多涉足遗传学教学。其间任两届生物系系主任。1987年公派到美国南伊利诺州大学作访问学者一年，1988年参加了第16届国际遗传学年会(加拿大、多伦多)。
令我欣慰的是，我们培养的学生遍佈海内外，可谓桃李满天下。更令我欣慰的是，家庭团聚使我和夫人(我们是大学同班同学)能更注重孩子的培养。我们的女儿和女婿都留学美国名校(哈佛本科，哈佛商学院，哈佛法学院)，儿女都事业有成。孙子今年从美国加州大学计算机工程专业毕业，硕士学位，外孙也即将去美国就读大学。
感恩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感恩遗传所的培养；感恩恩师王培田先生的悉心指导。考入遗传所是我人生中迈出的关键一步，受益匪浅。在研究生院和遗传所学到的知识和技能，为我入职杭师大、开设生命科学前沿学科的新课程及实验作了充分的知识贮备。和学友们朝夕相处的日子历历在目，同学间真挈的情感弥足珍贵，难以忘怀。
2019年4月12日
考研随笔—渠荣达
1978 年初，我32岁，在天津农校任教员，教授“作物遗传育种”课。当得知国家将要恢复研究生培养时，我又兴奋，又忐忑。兴奋的是，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来改变个人的命运，从事自己更感兴趣也对社会更有贡献的工作。忐忑的是，我是文革前最后一届大学生，除了一年级的基础课外，几乎没有学过任何专业课。离校已近十年，和全国的青年才俊同进考场，我能行吗? 另外，我1965年高考，家庭出身明显影响了我的录取结果。这次还会这样吗？我是多么渴望再有学习更高深知识的机会啊。 不管行不行，只有努力，孤注一掷。记得当时考试的科目有一门是“核酸的生物化学”，我从未学过，工作中也几乎没有接触。我赶紧借到Davidson著的这本书 （指定的参考书），自己“抠”起来。幸好工作中曾结识南开大学的遗传育种老师，有时可以请他们帮助辅导一下，特别是张玉岭老师，对我帮助尤多。又得知天津农科所有两位同事也打算报考中科院的研究生，遂同他们取得联系，大家可以不时在一起复习功课，互相取长补短。考试那天，我们一起骑自行车奔赴考场，相互激励。不久即接到通知赴北京参加复试。我报的导师是陈英老师，复试时是我的主考老师。陈老师个子不高，满头银发，说话走路十分精神，对同学也很和蔼。当后来收到录取通知书时，我兴奋异常，明白我命运的转折点到了！我的新生活开始了！
当时文革结束不久，百废待兴，思想解放运动刚刚开始。春天虽到，乍暖还寒。这次研究生录取有一个与以前高考大不相同的规则，即是不再看“家庭出身“，只看考试成绩。使得多年来因家庭出身或“个人问题”饱受歧视的大批青年，包括我，看到了人生的亮光。但后来听说考研报名，有的单位处处刁难，百般阻挠同学的报名和录取。有的同学入学后原单位甚至还派人“追”到学校让他“交待问题”。多亏研究生院学生负责人深明政策大义，保护了这样的同学，使他们得以在校继续学习。
粉碎“四人帮”不久，拨乱反正，又刚开过全国科学大会，整个社会上充满了“崇尚科学，崇尚知识”的气氛，正如郭沫若院长欢呼的，“科学的春天”来到了。我们作为改革开放后中科院以至全国的首批研究生，能够有这样的学习机会，既兴奋，又自豪。研究生院当时临时设在北京林学院的一幢教学楼里，又上课，又住宿。来授课的教师们大多是中科院各研究所的中坚力量，有时还有国外来访的名师（如诺奖得主李政道）。他们的授课和演讲大大开拓了我们的眼界。学校还聘请了多名外教，为我们“恶补” 英语，以迎接即将到来的开放国门和与国外同行的交流。学校的管理部门非常开明，处处爱护学生，关怀学生，为学生的学习着想，让我们如沐春风。学校实行考绩不考勤。但同学们经历了文革，都十分珍惜这个难得的学习机会，每天如饥似渴地学习。印象很深的是食堂大师傅们也积极热心地支持我们的学习，想方设法让我们吃好，每天晚上贴心地把热气腾腾的夜宵送到一楼大厅为我们的挑灯夜战提供物质的保障。那是共和国历史上思想最解放，政策最开明的一个黄金时期。国家个人虽然还都贫穷，但你真的能感受到多年的桎梏被打碎，人心向上，人心向学，人心拧成一股劲的那种气氛，人们对改革开放，国家的未来充满着期待。
虽然四人帮已被粉碎，但他们多年来对科学研究，科技秩序的疯狂破坏所造成的恶果，不是马上就能消除的。给我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开学后，我们几个同学一起去遗传所拜见导师。其中一位导师怎样也找不到。后来才知道这位老师驾着排子车去农场拉冬贮大白菜去了。这种事虽然在基层很常见，但我们万万没想到中科院国际著名的教授也不得不在上班时间自己去拉大白菜 （否则一冬天就全家没菜吃），充分说明了科研人员的待遇低下和科研单位遭破坏后工作秩序的失范，科研人员不能集中精力做研究。我们也注意到遗传所所在的九一七大楼的楼道里，到了晚上漆黑一片，几乎楼道里的灯泡全是坏的！不知是灯泡质量太差，还是换了不久就被人偷了，真令人哭笑不得。即使这样，也挡不住大家学习的热情和对学习机会的珍惜。研究生学习的后半段，我们回所做实验。没地方住，十几个人就在六楼会议室里搭起了临时床铺。大家心里好像揣着一团火，晚上做实验常常做到后半夜。
我的硕士论文研究方向是水稻的花药和花粉培养。陈老师和组里的其他老师非常热情地给我指导和帮助。当时该领域的一个发现是，将适时取样的水稻稻穗进行低温处理，可提高花药培养的频率。我想到和尝试了热激处理，兴奋地发现这种温度的处理也有一定的促进效果。 当时遗传工程刚刚起步，我很有兴趣。陈英老师就主动带我到一室童克忠组学习用大肠杆菌进行遗传操作。在所学习期间已经比较对外开放了。我们有机会聆听了诺奖得主James Watson 的学术报告，参加了美国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教授戴威廉博士举办的细胞遗传学学习班，开阔了我们的眼界。此外，1981年，遗传所主办了国际植物组织培养及作物改良培训班。我们三室的几个研究生也被抽调去帮忙。在这个场合，我们既有机会接触了领域内较有成就的科学家，如国内武汉大学的杨弘远和周嫦，美国的Peter Carlson 和Oluf Gamborg, 法国的 Nitch，以及澳大利亚的Scowcroft 等，也和来自多个国家的学员们有频繁的互动。在这次培训班上，我们在研究生院从外教们学的英语派上了用场，帮助改善了与教师和学员的沟通。国外的教授们性格更活泼。在培训班完满结束的庆祝会上，他们不禁和我们一起翩翩起舞起来...
硕士学习毕业后，我留所工作了一年多，就获得了去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生物系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师从美籍华裔黄焕中教授从事植物细胞与分子生物学研究。 我在遗传所学到的植物组织培养的理论和技术在我随后的作物转基因学术生涯中令我受益无穷。在遗传所学习和生活的那个年代，令我终身难忘。
2019年4月12日
我的遗传学生涯 — 赵佐宇
我是64年进入北京农业大学植物保护系的学生，文革中虽然没有学到什么专业知识，但入学后的专业教育，让我们这些学生自认为就是要搞一辈子“植保”的了。78年，当 “科学的春天”到来之际，一股暖流涌进年轻学子们的心田，也唤醒我“想入非非”的科学梦。有时骑自行车上班的路上也会想：“如果能读研究生，再有机会读博士，进入科学的殿堂……”那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憧憬！有一次竟然红灯时忘了停车，还好，没被卡车撞着，也没被警察抓住……。
报考什么专业？按说应该报“植保”，但当我看到昆虫的拉丁分类名称时，实在是头痛。这时我调入天津农科所不久，从事玉米育种工作。我的研究室副主任讲，既然你搞育种了，那就考遗传学吧。 我说，我对遗传学是“丈二和尚”一窍不通；什么遗传学“三大定律”，从来未听说过。她说，那就开始学。当天，我就到图书馆借来了方宗熙先生的“遗传学” （当时这是唯一的一本公开出版的遗传学教科书）。晚饭后，开始翻阅。没想到，这本书似乎沾染了“魔力”，它是那么的深深吸引着我，让我忘记了一天的疲劳和睡眠。过后，又借了Davidson 的《核酸的生物化学》，更是爱不释手。至此，开始了我的遗传学生涯……。自学中的很多问题去问谁？啊，天津有南开大学呀！我，不请自到，敲响了生物化学系张自立老师的大门。这样，张老师就成了我遗传学的启蒙老师，终生感谢！
顺理成章，78年报考了中国科学院遗传所硕士生。但命运不随人意，在初试和复试都顺利通过后，落榜了！79年，从地上爬起来，再战，录取了。进入研究生院后，与那么多才华出众的学子们日月相处，得到老师们的教诲，外籍教师又给我们打开了外边世界的天窗；研究生院“以学生为本”的管理模式，临时搭建的活动板房教室，食堂里花样繁多的美味……，这一切的一切都让我沉浸在“思想放飞”的满足中。记得，有一次学校给外籍英语教师每人每月增加100元工资。但这些教师向校方讲，我们不需要加工资，钱要花在这些学生的身上，他们才是中国的未来……。
回到遗传所作毕业论文，导师和周围的老师、朋友们对我们都很热情，有问必答，有求必应。谷明光老师手把手教我制作玉米根尖和花粉母细胞的显微镜片子，传授显微镜下观察根尖细胞有丝分裂和花粉母细胞减数分裂时染色体的变化等等细胞遗传学的知识。使我从只有书本上的遗传学迈入遗传学实践和研究的广阔领域。这正是“师傅领进门”那令我终生难忘的一幕。研究组里的黄大年和张雪琴老师也给了我很多帮助。每年暑假，美国波士顿学院教授丁玉澄先生来遗传所，与谷先生合作。丁先生是玉米细胞遗传学专家，对玉米不正常第10染色体的研究有其独特的贡献。我从丁先生那，学到很多玉米细胞遗传学知识，尤其是在玉米花粉母细胞减数分裂时，如何识别玉米的10条染色体。这些对我日后到美国读博士和工作，都有重要帮助。当我到美国伊利诺伊州立大学读博时，我的导师Dr. David Weber 对我的玉米细胞遗传学知识和染色体的观察技能多有褒奖。当我给他开的细胞学课程当助教时，他总是当着学生的面夸奖我。我的博士论文是用细胞遗传学方法鉴别玉米中第10染色体的缺失（rx-1 mutant）所导致的染色体不分离（non-disjunction）而产生的非整倍体玉米（aneuploids）。当我的文章发表在1988年Genetics 119: 975-980, 和Genome 32:155-164上后，那年我在玉米遗传学的年会上报告了我的工作，很多从事玉米遗传研究的学者见面对我说“已经很多年没有看到这么好的细胞遗传学工作了”。就连冷泉港实验室的Dr. Barbara McClintock 对我的工作也很赞许。这一切都源于遗传所导师谷明光先生的 “师傅领进门” 。
硕士毕业后，留所工作，再申请赴美读博。那个年代，中国既无托福也无GRE考试。我入伊利诺伊州立大学后，系主任告诉我，丁先生的推荐信对我来说，起到了托福和GRE的作用。从此，我走上了这条不归路 -- 遗传学，从经典遗传，细胞遗传，分子遗传 再到遗传工程……。这正是我梦寝以求的路，我无怨无悔，永远感谢让我“美梦成真”的老师们和遗传所！更感谢中国改革开放带给我们的机遇！
2019年4月14日
回忆在遗传所的二三事—胡应和
（一）一考遗传所研究生
我是1977年初从重庆师专生物系毕业，因为是从成都下放到眉山的知青，按照哪来哪去的分配原则，被分配到四川眉山师范学校教书。当时学校对生物没有兴趣，就派我去眉山向阳公社搞运动去了。某日，听到广播匣子在说激动人心的事情，大概是科学大会，专门说到了科学院的遗传研究所，所长胡含，给我很深的印象。因为在那个时候，我特别喜欢遗传学，也敬佩遗传学的专家们。
在师专读书期间，教遗传学的老师是留苏的，认为摩尔根遗传学是形而上学的东西，专讲米丘林学说。那时，看到了一本介绍摩尔根遗传学的科普书，具体书名记不起来了，作者是遗传学老前辈谈家桢先生，于是对遗传学充满兴趣。后来买了一本盛祖嘉先生的《分子遗传学浅释》，爱不释手，整天捧在手上看。那时我在农村搞运动是吃派饭，地主，富农分子家是不派的。有一次在一个贫下中农家吃饭，他看到了这本书，就问我“分子也遗传吗？”我就解释，这个分子不是地富反坏右分子的那个分子，具体什么分子我是怎么解释的现在也记不得了。
1978年遗传所招研究生了，我异常兴奋。看到所里的招生介绍，除了在广播匣子里听到过胡含的大名，其他导师都不知道。胡含老师虽然是我本家，但名气太大，怕报考的人多，而且肯定都很优秀，就没敢选。想了很久，感觉陈英老师名字很响亮，就报考陈老师了。那时也就是报着试一试的态度，没敢多想。没想到的是，居然通知我复试了！
北京火车站下车后，遗传所派了个小型面包车来接复试的考生。在车上，我拿出了《分子遗传学浅释》，复习中心法则那些内容。我惊奇的发现，车上有一个考生在看闲书，应该是一本武打书之类的。如果我没记错，那位考生是陈之征。除了惊奇之外，也是敬佩，这完全是成竹在胸的节奏啊！
复试的考生被安排在一个很大的房间里，我一进去，行李还没放下，有一哥们就问我，你复试准考证是几号？我拿出来看了一下，具体多少号现在记不清楚了，反正是30 。我报了号以后，那哥们说了一句“没戏”。原来，准考证号是根据初试成绩排名的。报考陈英老师的有一位考生是渠荣达，准考证大概是3号还是4号，而且我被告知，陈老师只招一名学生。
既然来了也要好好考，笔试安排在遗传所食堂，考题并不很难，而且有中心法则，是我刚复习过的，还有一题是需要计算什么比例的，那都没有问题。面试在一个办公室，里面光线比较暗，考官有陈英老师，欧阳老师，还有谁就不记得了。问的几个问题也记不清了，印象最深的就是陈英老师的问题：你报考陈英老师，你知道她的研究方向和课题吗？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只能如实回答不知道。
虽然这次没有考取，但能够复试就给了我一个很大的信心，遗传所，我们明年再见！
（二）再考遗传所研究生
1978年招收研究生的口号是 “快出人才，多出人才” ，1979年口号变为“宁缺毋滥”。去年“多出人才”我都没有考取，今年“宁缺毋滥”了，是不是更没戏了呢？当我看到1979年遗传所的招生介绍时，一个更加响亮的名字出现在导师名单上：梁宏。我就选择报考梁宏老师了。考试仍然分为初试和复试两个部分，初试就在眉山县城。等待消息的时间是很煎熬的，复试的消息迟迟没来，莫非真的是没戏了？眉山那段日子的天气和我的心情一样，每天都是阴雨连绵。有一天，天气突然变晴，阳光明媚，这天收到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的信函，怀着极为忐忑，又有些激动的心情拆开信封，信上豁然出现录取通知书几个大字，好像还是红色的。原来是去年已经复试了，今年初试过了就直接录取了。
考取科学院遗传所研究生，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要感谢的人很多，最要感谢的人是邓小平，1984年的那个横幅“小平您好”确实道出了全国人民的心声。
（三）在遗传所的学习和工作
我的研究生导师是梁宏老师，梁老师的英语特别好，听说从小是在上海一家教会学校读书，都是英语上课。通过阅读和分析大量国外最新的研究资料，梁老师和美国加州Irvine分校的Michael Berns教授合作，利用激光微束照射技术研究细胞的结构与功能。梁老师第一次和我谈话，我就感觉老师非常平易近人，他介绍了研究组的课题情况，并特别强调了要不断创新，汲取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英语是交流工具，一定要努力学好。
说起要努力学好英语，我其实深有体会。我们这一届共录取了三个人，赵佐宇（稍微年长我们几岁，尊称为老赵），于雷（比我们都年轻几岁，都称他小于）和我。记得刚到遗传所，小于和孙东旭（78年复试准考证1号，出国预备生），潘永保（小潘，出国预备生）用英语聊天，边聊还不时哈哈大笑。我虽然没听懂，但也跟着傻笑，不然显得没有水平。笑是笑，但总是慢一拍，不免尴尬，因此决心要学好英语，尤其是口语。这里我要感谢小于，他经常和我们英语口语交流，收益匪浅。
我们在林学院上基础课，给我们上课的基本都是各专业的大家，还有国外请来的教授，英语口语也都是外教。教我们生物化学的是学部委员邹承鲁先生，邹先生上课风趣幽默，并加入了很多最新的研究进展，不是照本宣科。到了期末考试，邹先生宣布了几个考试原则，具体怎么说的记不清楚了，大意是：我课堂上讲过的不一定会考，课堂上没有讲过的也可能会考，课堂上当时是“啊”声一片。
教我们英语口语的是从澳大利亚来的琳达小姐，琳达喜欢在课堂上活跃气氛。有一次她要求把名词单数说成复数，比如，她说 book, 要求我们说：I have many books. 轮到我时，她说的单词是 wife. 我感觉没法回答，大家都笑起来了。后来我当成笑话说给大家听，小于马上说你可以回答 I don’t have many wives. 可见他的反应之快。那时候的人是很单纯的，要是现在，我可能会说：I wish I could have many wives. 在研究生院的英语口语课程确实非常有效果，后来所里请来一位外国专家，我都可以陪着看京剧“真假猴王”，并现场翻译了。当然其实这是个动作剧，没有什么太多需要翻译。
研究生院请来了美国教授戴威廉给我们上课，大概是植物遗传学课吧。课程开始前，戴教授召集选课的研究生开了个会，用英语介绍自己和课程的大概内容。最后问我们希望用中文还是英文授课，大家几乎异口同声说英文，这也确实是个难得的好机会。上课的内容有一个细节记得很清楚，就是关于观察细胞的显微镜，必须在地下室非常稳定的地方，不能有任何震动。关于戴教授还有个小插曲，有人为了特别尊敬他，称他为戴先生，这让戴教授很是不爽。后来有人解释了，中文称为先生和美国称为Mr. 是不一样的，那是大大的尊敬，只有在这个领域里很大的大家才能被称为先生的。这个事情好像还上了报纸，如果没记错的话是人民日报。
基础课结束后回到所里做硕士论文，梁老师请来了加州大学Irvine 分校的 Berns 教授来所里讲课交流，介绍了他最近几年的工作，非常精彩。记得那是好几天的讲座，梁老师亲自做现场翻译，效果非常好。记得当时大概是陈之征说，这些工作应该是可以得诺贝尔奖的。后来，我把这个赞誉说给 Berns 教授听了，他笑了一下，说了一句 Thanks。
Berns 教授带来了大批细胞培养液，胎牛血清，一种袋鼠的细胞株和很多实验耗材。他并亲自带我培养细胞，观察活细胞的染色体，激光微束照射染色体等，对我顺利完成硕士论文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梁老师后来作为访问学者去UCI Berns教授实验室，后期的硕士论文是在蒋耀青老师的指导下完成的，在此我非常感谢蒋老师的悉心指导。
研究生毕业后继续留在所里工作。那时，研究生已经开始陆续出国深造。童克忠老师极力推荐他的学生出国攻读博士学位，于雷应该是提前答辩硕士论文，在所里也是出国比较早的。答辩前他怕没人提问题会冷场，给了我一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被胡含所长提前问了，我便失去了这个机会。于雷答辩后获得硕士学位，去加州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
我是由所里推荐，参加了吴瑞教授发起组织的 CUSBIA 考试出国的，试题是美国教授出，一共考两门：分子生物学、生物化学，英文答卷。当时和周泽其在917大楼值班，晚上一起学习英语，准备考试出国。周泽其84年拿到了美国大学录取通知书，提前走了。
CUSBIA考试后，我被爱因斯坦医学院和衣阿华大学录取。84年在广州中山大学培训英语，85年去了衣阿华大学医学院的生物系攻读博士学位。90年获博士学位，去哥伦比亚大学 Eric R. Kandel实验室做博士后。93年开始先后在拜耳制药公司，记忆制药公司，诺华基因组研究所工作。2002年回国，在华东师范大学任教授，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科技部973首席科学家。2015年离开华东师大，和Shu Li一起成立了 Laboratory for Advanced Medicine，任公司的CTO。2019年4月1日返回美国加州圣地亚哥，不再全职工作，为公司做一些科学顾问的工作。
2019年4月22日
从苹果到油菜—陈之征
我是 1964-1970 北京农业大学园艺果树专业学生，1970 年被分配到山西沁县果树场当技术员，算是专业对口分配。在北京经历了数年的政治疯狂，每天神经都紧张到崩溃边缘，突然来到一个边远僻静的“世外果园”，最初 4-5 年果树场的生活感觉很满意。
逐渐地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失落感愈来愈强烈：与简单朴素的生活相随的是各种‘落后’；平静至极的日子也伴着极度的“文化贫困”。
1978年科学院招收研究生的消息重新点燃了我自青少年以来的梦想 -“以科学研究为终生职业”。我毫无犹豫地报了名。可是当我看到遗传所招生简章所附的参考书目时，心里凉了半截。那些书连名字都没听说过，相关学科根本没学过。
经过 1-2 个月的努力，在山西农学院图书馆找到了主要的参考书，象看小说一样大概翻阅了一下，90% 的内容看不懂!
虽然最后幸运地考上了科学院遗传所的研究生，但是我对自己现代生物学知识的缺失非常担心。所幸入学第一年科学院安排我们在研究生院集中学习基础课和恶补英语。在研究生院的学习不仅让我在知识上与现代生物学接上轨，而且各研究所的学生吃，住，学在一起，那种浓郁的学习风气，那些同学之间的相互交流，激励令我终生难忘，终生受益。
我在遗传所的导师是陈正华先生，她正巧也是我在北农大学习时园艺系蔬菜专业的老师。我认得她，她不一定知道我。但她一定知道我们果树专业二年级这个班，因为我们这个班是系里和全校有名的“右倾”班，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批判’过任何一个老师，而北农大是文化革命期间教授被迫自杀人数最多的北京高校之一。
陈先生那时的研究课题是橡胶花药培养。选择油菜为我的研究对象完全是偶然的。大约在1979-1980，胡含所长访问加拿大回来交给陈先生几个“双低” （低芥酸 低硫甙葡萄糖甙）油菜品种。那时中国还没有双低油菜。 陈先生把这些双低品种交给我并决定我的论文及研究方向是油菜的花药和组织培养。我非常感谢胡含先生，因为这些双低油菜种子，让我从此与油菜结下 一生之缘。
陈先生对我就像她家人一样，完全地信任，真心地关怀和帮助。因为有橡胶组织培养的合作项目，陈先生那时冬季要去海南一段时间。她走后就把她家钥匙交我替她看家。记得有一次元旦我自作主张，把78届遗传所研究生请到她家办了一个除夕宴，热闹非凡。因为办宴用了些她家的东西，她从海南回来后，我特别告诉她这件事，她只一笑：知道了。
在遗传所作毕业论文和毕业后留所工作期间，陈先生曾带我去农科院蔬菜所见她过去的研究生，帮助我了解，学习芸苔属蔬菜的研究工作。后又派我去上海，云南，四川，贵州和武汉了解国内油菜的研究和生产情况，为我以后在油菜方面的研究和工作打下很好的基础。
1983年美国 DNA Plant Technology Corporation (DNAP) 的副总裁 David A. Evans 访问遗传所。出于对橡胶组织培养的兴趣，David 回美后向陈先生发出邀请，希望她派一访问学者到 DNAP 工作。这样我就于 1984 年1月持 H-1 签证来到美国公司工作。我不知道当时78届科学院和大学的研究生中有没有这种先例；若有，恐怕也极少。
由于在研究生院和遗传所的学习，训练和工作实践，我去 DNAP 后没感到有任何工作上的压力。一年后 (1985) 由公司资助我正式成为新泽西州立大学的博士生，当时我已40岁。我是在职念书，公司工作依旧，只是每周去学校2-3次上课。每次开车去学校单程一小时十五分钟。相对于研究工作，到学校上课对我还是非常有挑战性。
1987 年由杜邦公司资助 DNAP 启动了特殊品质油菜研究项目。因为我是做油菜研究的，所以自然地加入了这个项目，并把油菜小孢子培养作为我的博士论文的一部分。
1991 年1月1日，由DNAP-杜邦合资，一个专门从事特殊品质油菜研究，育种和生产的新公司 InterMountain Canola Company（IMC）成立了, 我也成为第一批约 23 人的新公司雇员之一。
1994 年12月，IMC 被嘉吉公司 （Cargill Inc.）收购成为嘉吉公司的一个运营单位 Cargill Specialty Canola Oils。由于公司内部的调整，单位的名称几经变动，但是我们的商业产品内涵从未变过，那就是特殊品质油菜油。
如果你和你的家人在北美2007年以后到麦当劳 （McDonalds）用过餐，那么你和你的家人就已经品尝过我们的特殊品质油菜油了。
2019年4月24日
一次改变命运的机遇—王兴智
走出文化大革命的浩劫，迎来了科学的春天，1977,1978中国相继开始了大学和研究生的招生工作。乘着这股东风，1978年我幸运的走进了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成为文化革命后的第一届硕士研究生，从此改变了我和我家的命运。四十年过来了，往事仍然记忆犹新。
可以从事遗传学研究一直是我心中的梦，终于有机会实现我多年的愿望内心无比激动。
我们是在大学结束后12年获得了重新学习的机会，而且是在中国最优秀的科学殿堂 - 中国科学院。离开大学以后，经历了原种场的工人，汽车修配厂的修车师傅，以及最基层的农业研究所的工作人员，走进了遗传学的最高殿堂，有机会与遗传学优秀的大师们朝夕相处。
令我意想不到的是，在我们16个同学中竟然有我大学学习的好友，刘一农。时隔12年后我们又有机会在一起，真是难得。他从吉林农业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黑龙江农垦兵团，从最基层的工人做起，战斗在冰天雪地里，经历了毕生难忘的历练。到了研究生院，我们共同从最底层的英语丙班开始，如饥似渴的学习英语，我们在一起进行体育锻炼，共享研究生小院的寝室，共同练习英语口语。那段时光真是留下了太多太多美好而难忘的记忆。
其实，做出离开虽不富裕，但很安稳的小家的选择需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已经是有两个孩子30几岁的我，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原来学的俄语已经不能适应现代学术发展的要求，遗传学的知识也已经老化，但是强烈求知的愿望，告诉我要争取这个难得的机会。复习备考阶段，在我们居住的小城市连指定的复习参考书都无法找到，幸好有一个同学在长春市图书馆工作，由他找到了参考书，解决了无法复习的难题。但拿到书以后才发现，完全没有学过，只好一点一点的从头学起。因为白天要工作，只有下班后晚上才可以复习。复习期间面临最大的困难是经常停电，而又很难在当地买到蜡烛（现在听起来，好像是生活在外星球）；好在妻子是在运输车队工作，车队司机外出跑运输每个人都带了任务，在途经之处为我买蜡烛。在车队司机的大力协助下，才得以没有因为没有蜡烛而无法学习。此外，每天学习后还要挑一担水回家，因为我们基层农业研究单位家里那时没有自来水。庆幸的是我复习时在的工作单位离家只有不到10分钟的路程。
如饥似渴，是我们经历了文革后荒废了的一代人最恰当的写照。我们都拼命的学语言，学专业知识，以弥补失去的光阴。记得在肖庄研究生院学习期间（位于北京林业大学原址），8个人的宿舍一两周见不到对面床上的人。大家都在抓紧时间学习，有人起早，有人贪黑。有几次教室停电，大家都纷纷走到大街的路灯下学习。研究生院学习英语的劲头已经被人们称“北京的外语学院”了，当时北京的英语高手大多出自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成为佳话。记得当时陈之征可以用饭盒式的收录机学习英语，老羡慕了！因为家庭条件所限我只能买了一个29块钱的袖珍收音机，听听英语广播。
走进遗传所301室，跟植物组织培养的顶尖大师学习，是一生最幸福的经历之一。这里有学识渊博的胡含老师，有言语不多但心地善良的欧阳俊聞老师，有夜以继日工作的郗子英老师，还有业务熟练的曾君祉，贾旭，贾双娥。还有景健康，一个不停的找对象的大龄男青年。大家对我们热心帮助，记忆犹新。就是在他们的热情关怀和无私帮助下，我有幸进入了植物组织培养和细胞遗传学领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获得了最为先进的知识和技术，受益终生。
胡含导师为人和蔼，他那兢兢业业的为科学献身的精神，极大的影响了我一生对待科学研究工作的态度，原本略微紧张的心情，在胡含导师的微笑中化为乌有，我们完全在心平气和的气氛中讨论严肃的科学问题。胡含导师心胸大度，培养了那么多的学生，很多都在导师的帮助下走向了国际舞台，为整个世界植物组织培养及生物技术领域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作为那么著名的科学家，又是一所之长， 胡含导师每天跟大家一样拿着饭盆在食堂排队打饭，每天骑着自行车往返于中关村和917大楼，尽管工作到晚上，尽管在风雨中也如此，平凡更令人敬佩。
在胡含导师的推荐下，我于1984年来到了丹麦嘉士伯研究中心，在七国科学院院士（美国，丹麦，瑞典，德国，荷兰，奥地利和比利时）Diter von Wettstein教授的国际开放实验室度过了愉快，而充实的11年。在丹麦期间，我先后从事了小麦减数分裂中Ph基因影响染色体配对的可能机制，用单克隆抗体研究了大麦淀粉酶，揭示了叠氮化钠在DNA水平产生的变化（结果发表于美国科学院院报）以及大麦的遗传转化等工作；获得了哥本哈根大学的遗传学博士学位，建立了广泛的学术联系，家庭也获益匪浅。1992全家获得了丹麦永久居留，女儿和儿子相继在加拿大女王大学和丹麦技术大学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妻子在von Wettstein教授热心帮助下一直在实验室工作，尽管一开始她不会英语，也不会丹麦语，在工作中潜心研究，改进了筛选大麦无花青素的突变体材料的细节，使筛选工作效率和准确率大大提高，为突变体的筛选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获得了大批实验材料。
1995年举家回国以后，进入了东北师范大学，成为一名教师，为学生传授知识，开展各种国际交流，请进来，派出去，扩大学生的视野及增进进入国际学术领域的努力。
40年过去了，曾经帮助我一路走过来的贵人终生难忘。首先不能忘记的是胡含老师，欧阳俊聞老师，给了我转变人生命运的机会。不能忘记301组诸位同仁的热心帮助，使我一步一步进入植物组织培养的领域，郗子英老师，贾旭，贾双娥，都给予了太多太多具体的指导与帮助。景健康是一个话语不多的朋友，但多才多艺，对我们的要求，永远不会说“不”，因为是单身，跟我们就像哥们一样，一直到现在，每年我们有机会总要聚上几次。
还有一个给我们巨大帮助的恩人，Diter von Wettstein教授。1984年在胡含老师的推荐下，我得到了去von Wettstein教授的实验室学习工作的机会。做为奥地利皇族后人，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维也纳大学的校长，孟德尔的朋友，著名的遗传学家，他的先祖曾是奥地利统一的国王，他的照片至今还出现在奥地利的国币上。这样一位地位显赫的著名科学家，为人非常绅士，谦和。不但我们在丹麦期间获得了von Wettstein教授巨大的学术上的影响，也给予了我们全家生活上实际的帮助，我们全家四口人同时都在实验室工作过，夫人在实验室工作的每小时的工资是国内每月工资的2倍多，大大提高了我们的生活质量。2007年，作为国际学术大师，成为东北师范大学“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的首席科学家，每年往返于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和东北师范大学至少2次，持续8年之多，为中国的科学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影响了一批中国的年轻学生。
还要提到的是，有黄斌、何定刚、渠荣达、陈之征及赵佐宇同为遗传所三室的研究生同学，终生受益，谢谢与你们共度的难忘岁月。
2019年4月25日
细胞器基因组与我—刘一农
记得在高中时期(我是以全优成绩保送进高中的)一天，就读于大连工学院水电工程专业、年长我 6 岁的家姐带回一本前苏联国立莫斯科大学生物系学生实习日记题为“我们的夏天”的小说。那仙境般的鸟语花香、炫俪多彩的生命科学令我着迷。正是这本“我们的夏天”把我带入神奇的生命科学的世界。近半个世纪的学术研究生涯，主要研究细胞器遗传学。奇妙的叶绿体、线粒体成为我研究中的最爱。70 年代发现叶绿体互补作用(光化学原初反应-水的光解，Hill 反应)与玉米杂种优势的相关性。该项研究 1977 年被中国科学院邀请參加由时任吉林大学校长唐敖庆先生主持的“中国科学院第一屆光合作用学术研讨会”该会议在广州“东方滨馆”召开。本人作为大会讲演者之一。1978 年该项研究发表于遗传研究所主办的“遗传”杂志上。该项研究授予我"黑龍江生产建设兵团科学先进工作者"称号。1978 年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北京研究生院(遗传研究所)师从李继耕先生，对玉米叶绿体DNA进行了酶切分析。并研究了 “不同光质 (即赤、澄、黄、绿、青、蓝、紫)光谱对玉米叶绿体亚显微結构发育的作用”。为完成该项目，当时主要在遗传所实研农场和北京大学生物系及北京的一家电镜公司，做了大量电镜工作(叶片组织包埋，电镜切片制作，电镜观察等)其結果多发表在李先生的”绿色植 物的3个遗传系统“一书中。
1983 年到哈尔滨医科大学后主要从事线粒体DNA的研究。当时我帮助学生设计了血细胞线粒体膜蛋白，mtDNA与白血病的关系的研究课题，并获国家卫生部研究基金。两位研究生毕业论文都发表在中科院的“科学通报”上。1984 年，先后发现线粒体基因组，特别是其功能結构区域(D-Loop ) 常穿越进细胞核伴 随着 AFP 基因。随后又发现体细胞中细胞质和线粒体基因组对其肿瘤发生有一定的抑制 作用，在研究 MHC 基因组和 H2 基因时，总是发现线粒体基因组经常穿越进细胞核插入H2 基因的外显子特定部位发辉其特有的作用。1999-2003 年间，时任遗传所所长陈受宜先生聘请我出任教授，和医学分子免疫遗传学博士研究生导师，彼时我指导的中国科学院遗传所，实验动物中心博士研究生黄朝峰发现小鼠线粒体 DNA 中一个新的 R - Loop 結构发表在 2003“自然科学进展”上，受到国內外同行的关注。长期的学术生涯，使我深深地体会到细胞核和细胞质遗传系统是统一的整体，它们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论是唯核独尊，还是唯质独尊，都是片面的。
2019年4月26日
我与遗传所—姚祥康
我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期间，1961～1964 年，搞了三四年的小黑麦杂交。遗传所的胡含老师在百忙之中，专程去北师大作了一场小黑麦杂交学术报告。我清楚地记得，那是田间杂交的大忙季节，胡老师是穿着一身兰色劳动布工作服登上讲坛的，匆匆而来，匆匆而去。
同期，我在探索中涉及到花粉生理学问题。我检索到李继耕老师留苏期间的一篇论文。我的遗传学老师李国珍是李老师留苏时的同学，便介绍我去向李老师当面请教。李老师热情地接待了我这个大学生，并签名赠送了他的这篇论文。
1967 年我开始从事小麦育种工作，尤其是雄性不育及杂种优势方面。《遗传学报》、《遗传》及国外遗传研究动态（刋名不确）是我必读的重要资料，给予我很大邦助。
1978年10月，为了深入研究雄性不育分子遗传学机制，也为了续完上次读研未完的毕业论文这一重要环节，开始了我的第二次研究生生涯。在遗传所的几年，是我事业人生的重要阶段。
第一，使我在遗传学领域，真正从经典与细胞水平提高到分子水平，包括理论与实验两个方面。
第二，更重要、影响更深远的，是对我在科学精神、科学思想、科学方法方面进行了一次严格训练和实战演习。这为我日后走向新领域，打下了基础。
值此遗传所六十华诞之际，我要向遗传所，向研究生院，向中国科学院，致以深深的谢意和敬意。我要向众多曾经以不同方式指教过我的知名与不知名的师长们致以诚挚的谢意和敬意。我要向同我朝夕相处，共享甘苦，给予我及时邦助的学院路和九一七的同龄伙伴们致以亲切的谢意和敬意。
2019 年4 月29 日
遗传所的一些回忆 —于雷
报考遗传所的硕士研究生
我是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 - 76级，因为1976年打倒四人帮延迟入学，1977年2月进入无锡轻工业学院 (后来改名为江南大学)，就读工业发酵专业。在大学期间无意读到复旦大学刘祖洞先生写的一本科普小册子，关于分子遗传学的未来，短短的20几页把基因表达调控对未来生物学的深远影响描述得引人入胜，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于是在读大学期间，我就自学起遗传学。到了1979年初上大三的时候，我报考了中科院遗传研究所分子遗传研究室童克忠先生的研究生。文革结束后，1978年科学院率先得到国务院批准，在全国实行统一考试招收研究生。当时的口号是“多出人才、快出人才”，科研系统一片兴旺。很多学生报名考遗传所，78级遗传所录取了十几名研究生。其实有很多优秀的考生，因为名额有限，没有被全录取。到了79年，刚刚复出的蒋南翔当了教育部长，提出“宁缺毋滥”。气候变了，考试很严格，录取名额也减少 (这些是以后进了研究生院才知道的)。遗传所79年只招了三名研究生，赵佐宇、胡应和，以及我。赵佐宇和胡应和都是78年报考过，已经参加了面试；所以79级的三个考生中，只通知我到所里面试。到了远在北京郊区、周围一片农田的917大楼，觉得环境很新鲜。面试是在一间空荡荡的房间，中间放了个凳子，是我的坐位。三位面试的老师，坐在我对面的三张桌子后面，童克忠先生坐在中间、徐乃正老师和另一位老师坐在童先生的两边，当时我有点像犯人受审讯的感觉。开始面试时，徐乃正老师先问了几个有关遗传学的问题，又问我是怎么学习遗传学的。 我如实讲，因为我对遗传学有兴趣，但无锡轻工业学院是工科学校、没有遗传学的课程或书籍，所以托朋友在南京借了书自学的。他们互相看了看，表情有些惊讶。然后，童克忠先生说：“于雷，你知不知道今年考科学院的所有考生中，英语考过70分的只有20名，你是其中一个。” 我当时听了心里很紧张，不知道是不是批评我们这届考生水平太差，全科学院这么多考生只有20个人勉强过了70分。所以没敢回答，只是嗯了一声。童老师又问：“你英语是怎么学的？” 我只好如实说，是跟着江苏广播电台每周半小时的业余英语广播讲座开始学的。上大学以后，又继续学。童老师说：“你能不能用英语讲讲自己？” 我问：“说什么呢？” 童老师说：“谈谈你的学习经历吧。” 我问：“从哪里说起呢？”童老师说：“就从进大学说起。” 其实在大学期间，我与几位同学练习英语口语时，常以大学生活为题材，所以内容比较熟悉，我就开始说了。刚说了没几句，童老师就说：“行了、行了，不用说了。” 然后站起身来，面试就这样结束了。我心想，好像问的问题也不多，英语只是叫说了几句，就结束了？过一会，徐乃正老师带我在室里参观时告诉我，面试通过了。又讲：童先生和室里的另几位老师看到我的考卷后有点疑惑，觉得一个在无锡轻工业学院学习工业发酵专业的学生能考遗传所？怕作弊，有“枪手”代考，所以要当面看一看。徐乃正老师说，“看来你不是假的。”听后，我心里这块石头才落了地。
在遗传所作研究工作
在遗传所读研究生期间有些事儿，现在回忆起来还历历在目。因是自学的遗传学、没有作过实验、许多基本实验常识都不知道。做了凝胶电泳后用溴化乙锭(ethidium bromide)对DNA染色，我就用手去捞凝胶，也不知道溴化乙锭是诱变剂、需要带手套保护自己的。当时的研究工作条件很艰苦，我们室里的白应林老师去过德国做访问学者，回国时带了一些微量吸管头 (micropipette tips) 和微量管 (Eppendorf tubes)。白应林老师对我很关心，给了我10个微量管和20个吸管头。我的硕士论文工作就是用这些做的。当时很珍贵，每次用完反复冲洗，高压灭菌，再反复使用；后来这些吸管头都变得扭曲了。到美国以后，发现这些都属于实验室的消耗品，一次性的，用过就扔了，觉得非常浪费。
硕士论文答辩、出国
我是1981年7月份赴美读博士学位，所以我的硕士论文答辩安排在81年的5或6月 (具体日期记不清了)。按说，我应该82年才毕业答辩，但当时因为要出国，所以答辩就提前了。我的答辩是遗传所有史以来第一个正式的学位答辩。如何进行，大家都不知道，所里的领导和导师也不是很清楚。答辩是在所里的大会议室，坐满了人，气氛还蛮紧张的。我们那一届只有三位学生，我们这“三剑客”关系密切、有事总是凑在一起商量。答辩之前，我们三个人讨论，答辩现场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事先须做好准备。赵佐宇比我和胡应和年长几岁、有经验。他讲：于雷，你讲完了，如果有人提问题最好；但是如果没有人提问题、冷场、会有些尴尬。那怎么办？赵佐宇出了个主意，说我们事先安排一个问题，由胡应和来提问。我当时的课题是重金属铬在枯草杆菌中诱导基因突变的分子研究，筛选突变型、再确定突变的基因位点。工作其实比较初步，只是作为将来工作的铺垫。我们给胡应和准备的问题是“根据你的这些研究工作，确定了抗重金属铬的基因位点。对于这个基因表达和调控的进一步工作，你有什么想法？”当初的安排是，我讲完了以后，如果没有人提问题，就由胡应和提出这个问题，这样不至于冷场。那天，我在作硕士论文报告时，站在前面讲，下面黑压压坐了一片，包括所领导和各位老师坐在第一排。胡应和坐在中排，脸越来越红，可能是想到自己马上要提问题了，有些紧张。我讲完以后，胡含所长率先提了个问题，问的刚好是与我们准备的类似问题。这样一来，胡应和如释重负、才轻松了下来。我是乘坐81年7月22号的飞机赴美，所里派了一辆轿车送我去首都机场，童老师和几位同学也相随送行。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坐小轿车，也是第一次坐飞机，印象深刻。
2019年4月29日
从文化大革命后的首届工农兵大学生到首届研究生— 潘永保
1972年4月，从江苏省重点高中省常中被下放到江苏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做了三年土技术员 (水稻浸种催芽、病虫查治、估产、水利放样等）的我被领导推荐上了江苏农学院（今扬州大学）的农学系学习深造。在以后的三年半工农兵大学生涯里，我珍惜这份难得的机会，充分利用时间如饥似渇地学习。除了完成必修课程、实验室和田间试验以外，注重在英语和遗传育种领域投入时间:阅读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的所有教材，做完所有的作业; 从头到尾阅读了薄冰、许国璋等的英语语法书; 並开始阅读美国农业院校作物专业的英文教材。刚开始时，几乎要花上几天时间才能念完一个段落。我也一直担任江苏农学院广播站的编辑, 並积极参与各项政治和体育活动，善长短跑、跳远, 曾担任过男子田径队付队长, 赢过几场比赛。1975年毕业分配时，作物遗传育种专业有几位老师都要我留校任助教。但因不是共产党员，私底下又被农学系党总支定为＂白专＂典型，必须＂社来社去＂, 回农场继续接受再教育。回到农场后，除了完成本职工作以外，我继续坚持自学英语、遗传和生物化学。
1978年3月的有一天, 收到了江苏农学院顾铭宏老师的一封信。信中他告诉我中国要恢复招考研究生了，希望我一定要抓住这个好机会。于是我了解了一下当时的专业和导师名单，决定报考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王培田老师的水稻雄性不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记得那时正值农忙季节, 白天要上班，女儿才6个月大，只能在上半夜花5、6个小时复习功课。五月份的初试考场设在15公里外的射阳县城合德镇, 我是骑自行车去的考场。一共考了五门课，政治、英语、遗传、细胞遗传和生物化学。后两门课程大学里没有教过, 全靠几年的自学。记得考场上的感觉似乎还可以。
7月初，我收到了去北京复试的通知书, 感到非常高兴。”小潘要去北京复试了!”的消息惊动了新洋农场生产科和五分场的所有领导。他们积极支持和鼓励我去北京复试，要我立马把手头上的工作全停下来（＂脱产＂）去全力应付复试，並补助给了75元。为此，我提前了10天从农场乘公交汽车到盐城，再转坐一天一夜的轮船到扬卅去江苏农学院拜访、请教了顾铭宏老师, 並去图书馆认真复习了两天。在扬卅的几天与留校任助教的同学汤一卒、张洪程合住一个宿舍。后来我又乘了长途汽车去南京农学院拜访、请教了棉花育种的潘家驹老师和植物生理的朱建人教授。印象最深的是朱教授还问经济上是不是有困难，並拿出了200元现金要给我，被我婉拒了。另一个深刻印象是到了北京的北沙滩公交车站后，遇到了同时下车的周泽其和黄斌。天气似乎很热，我们扛了行李，又饥又渴, 走了好久、好久, 心里老问自己怎么还没有走到九一七大楼? 到遗传所时, 我们受到了张敏生和其他几名老师的热情接待。第二天开始复试，先是笔试，然后是口试。口试考场由邵启全老师主持，记得王培田老师也在场。邵老师用英文问了我好几个问题，我也用英文作了回答。考场上的感觉仍然还可以。复试结束后，遗传所还组织所有的考生去游览了天安门广场並瞻仰了毛主席的遗容。八月份新洋农场到处传开了一条新闻，说北京有二个人下来"外调"小潘了, 说小潘考上中科院的研究生了。九月份收到了参加英语考试的通知，让去江苏省教育厅领准考证后去设在苏州医学院的英语考场参加考试。在那里还意外地遇到了也去参加考试的顾铭宏老师。过了大约一周，我就收到了中科院的通知书，要求十月八号去位于北京市玉泉路上的中国科学院英语出国训练班报到。凭此录取通知书，我办妥了户口转移和农场继续发放毎月35元工资的手续。五分场领导並举办了一个欢送晚会。在晚会上, 尹福元分场长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希望我再接再厉，早日学成，报效国家，为新洋农场争光。
2019年5月6日
考研遗传所，感恩好时代—周泽其
1977年冬天的一个傍晚，我在走向武汉大学图书馆的路上，从广播中听到了中国科学院招收研究生的消息，令我兴奋万分，热血沸腾！我与黄斌同学自发组成一个学习小组，随即开始了紧张而又艰苦的备考历程。
当时，最难不过的是获得两本专业参考书：《细胞遗传学》和《核酸的生物化学》。我们生物系图书馆就只有一套，却被另外两位报考研究生的微生物专业老师优先借走，备考一书难求！我们除了耐心排队等待的同时，就是争分夺秒温习生物化学、遗传学、细胞遗传学与英语；见缝插针找身边的老师请教。后来，等我拿到那本《核酸生物化学》时，刚好赶上寒假。我没有回家乡洞庭湖看望奶奶，一头扎进攻读《核酸的生物化学》与恶补英文。
那时学校经常停电，冬天的晚上就点蜡烛读书，鼻孔被熏黑，常常灰头土脸。春天晚上经常在昏暗的路灯下读书，一边读书一边围着柱子走，减少席地久坐带来的手脚麻木。那时武汉的冬天没有暖气，我就早上6点跑到厕所，冲一个冷水浴，醒脑御寒；早读后，吃一碗稀饭和两个馒头，就这日复一日的刻苦读书，如痴如狂，苦中求乐。但读书时间每天15个小时以上，有时使人觉得头昏脑胀，那时多亏与黄斌同学一起读书，她肯帮我，受益匪浅。我经过几个月的强化学习，学到许多过去未知的东西，对考研增强了信心。
1977年冬天，我参加了遗传所在武汉东湖召开的一个农作物远源杂交会议，在会上我有幸认识了邵启全老师，并询问了有关遗传所招生的情况。卲老师牺牲午休时间，与我长聊，并鼓励我报考遗传所研究生。这样我就申请报考了中国科院遗传所，选择了邵启全为导师。于1978年5月中旬参加了在武汉大区的研究生五门考试，感觉如释重负。考完后，就立即与朱英国老师（后来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专心去做“杂交水稻优势的研究”毕业论文课题去了。
1978年7月的一天，武汉赤日炎炎，黄斌同学拿了一封信给我，打开一看，得知初考通过，要到北京复试。当时又喜又忧，喜的是有到北京复试的机会；忧的是当时连上北京的路费都没有。我把此事告诉了武大生物系主任肖翊华老师。他为我向生物系申请到了48元资助，解决了我进京赶考的来回火车票费用。我衷心感谢武汉大学生物系伸出援手，让我顺利赴京赶考！
在遗传所参加了两场专业考试：第一天是笔试；第二天是面试。我记得面试那天最后轮到我，面对五位考官 - 李继耕、梁正兰、胡启德、张孔恬与邵启全老师。考官要我抽5个签。我记得前4道题都轻松应答过去，第5个抽签题是：八倍体小黑麦的染色体核型是什么？我愣了几秒，看到考官们皱起眉头，一脸愁容。这时我突然想起在武汉东湖远缘杂交会上学到黑麦的英文Rye, 我茅塞顿开，连忙答道，八倍体小黑麦染色体核型是“AABBDDRR”。这时他们露出微笑，卲启全老师对我微微点头。同年8月下旬我完成了武大毕业论文答辩，收到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后，放弃了毕业后到新疆工作的申请，与武大老师与同学依依话别，感谢他们对我的关心、支持与帮助！10月4日，我从武汉搭火车赶到北京报到，很感激有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老师在北京站接待我们。这样，我提着简陋的行装座大巴赶到北京林学院旧址，开始了我研究生院的艰苦学习生活。
在1978年的第一个寒假，我放弃了回家探望奶奶的机会，就一头扎进导师邵启全的实验室，进行研究生论文课题科研工作。在春节假期，除了到导师家去吃年夜饺子外，我是夜以继日的做实验。那时邵老师为我选好西藏野生大麦起源的研究课题，要求我写出5篇科学论文，并发表在《遗传学报》等杂志上，我感觉到压力很大，但我信心满满，干劲十足。
记得1979年五月的一个星期天，我早上五点半起床后，就习惯地到卫生间用冷水淋浴，使头脑清醒，手脚轻盈。然后就骑着自行车赶到离学生宿舍几里外的遗传所实验农场大麦实验田，取大麦花蕊用于显微镜观察西藏野生大麦减数分裂周期窗口期。八点钟后，就忙于在试验田进行西藏野生大麦的种间杂交试验。由于忘我工作，竟然忘了与女友的约会。后来，我的同学赶到实验田告诉我此事时，我才恍然记起，满脸茫然与不安.......那时没有电话传讯，留下了难以忘怀的遗憾！
经过1979年的艰苦努力，我取得了两项重要科研成果：1）我发现了西藏野生大麦最佳减数分裂花蕊取材窗口时间；获得了该大麦减数分裂周期5个阶段显微境观察图片；获得了野生大麦种间杂交后代中不育花粉存在的减数分裂变异情况。结果发表在《中国农业学报》上。大麦7对染色体减数分裂周期图谱，被编入到一本《遗传学》教科书里。2）发现了西藏野生二稜大麦与野生六稜大麦杂交表现杂种优势。同时，我还发现了雄性不育株，并连续三年观察到这种杂交后代中有雄性不育性的出现，还得到了胡含老师与邵启全老师的赞扬与肯定。可惜后来没有完成不育系、保持系与恢复系三系的配套，就去美国读书去了。
我于1982年被评为“全国学雷锋先进青年”（见5月4日《人民日报》光荣榜）和“中国科学院新长征突击手”。同年12月，我被推荐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纪念达尔文逝世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会上，我报告了所取得的研究成果。研究生毕业后，我继续在遗传所工作到1984年，取得了一系列科研成果，先后在《遗传学报》、《中国农业学报》、《科技通报》、《中国科学》等学报上发表了10多篇科技论文。与导师邵启全团队一起取得的“西藏野生大麦”的重要科研成果，于1988年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2019年5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