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岂之（清华大学教授）

　　 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研究并吸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粹，是必要的。这里谈几点个人的看法。

　　 儒家经书所宣扬的“人学”，使中国人很早就对本民族的文化有了认同

　　 史学界有的同行认为，“封建社会”一词不确切，建议改为“地主社会”或“中国传统社会”等。我的浅见是：从严复、梁启超开始用“封建社会”来指称中国历史上的中古时代，至今已有百年历史。用这个词并不是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始的。大家在使用中没有发生过把秦、汉以后的中国中古时期社会和西周时的“封邦建国”混同起来，也没有简单地套用西欧中世纪领主制。因此，在没有更好的学科术语出现以前，不要轻易否定“封建社会”这个大家已经是耳熟能详的概念。

　　 中国封建社会没有形成像欧洲中世纪那样的宗教黑暗时代，从西汉武帝开始，儒家的经学便成为主流的文化形态和意识形态。我们从历史上可以看到，皇权统治以经学为武器，而民间也以经学作为维系社会的价值准则。历代的官方版刻经籍、社会启蒙读本、民间乡约村规，在思想观念上都同儒家经学有关。由于社会演进的广泛需要，经学不断扩大。西汉时有“五经”，东汉时成为“七经”，唐朝为“九经”，到宋代成为“十三经”。为什么儒家经学有这么广泛的社会文化作用？

　　 从儒家经学中可以看到，它维护当时社会尊卑贵贱的分野，同时又仔细地论说由孔子开启的，以探讨“人”为中心的所谓“人学”；在社会尊卑贵贱中找到一些共同点，求同存异，以促进社会稳定。儒家经书所宣称的“人学”，从个人的道德修养、立身处世，到社会责任、实现理想、甚至如何调节个人的喜怒哀乐，都有所论述，虽有糟粕，但其中所体现的包容性、伦理性、普遍性，使它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最适用的百科全书，中国人很早就对本民族的文化有了认同。

　　 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一书中有很生动的说明。他说，从儒家经书的《三礼》中可以看到，“中国士人不管来自何方都有一个共同的文化”，“无论在哪里，‘礼’是一样的”；“对中国人来说，文化是宇宙性的（按：指普遍性），所谓乡俗、风情和方言只代表某一地区”。也就是说，在中国，不管风俗和方言如何不同，所有中国人在“礼”的层次上是认同的，由此就有了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认同感，这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发展。

　　 儒家经书在今天仍然值得研究，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是宝贵的文化遗产。当然，并不仅仅是儒学，我国古代的“百家之学”，特别是道家学说，也有它自身的价值观。正因为如此，在21世纪中华民族复兴的背景下，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研究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

　　 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归纳为“文明”、“和谐”，并进而提升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精髓的高度加以理解，是贴切的

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这就要求我们在文化中创造关于民族复兴的价值体系。文化是民族的标志、国家的“软实力”，它反映着民族的内在特质和精神；没有文化复兴，就没有民族复兴的精神资源。那么，什么是文化复兴？我的浅见是：我国的文化复兴应体现在两个结合上：一个是，我国现代公民对民族优秀文化有比较准确深切的理解，进而予以普遍认同，从而实现优秀民族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结合；再一个是，我们应努力吸取全人类的优秀文化，实现民族优秀文化与全人类优秀文化的结合。在这里，我想着重说前一个结合，即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与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结合问题。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含的几个方面，特别强调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作用。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这就需要把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归纳为几个重要的理念，使公民们容易记住，也易于理解。“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这八个字是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髓，即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符合民族心理，充分体现民族特性。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其中“文明”、“和谐”等既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这说明优秀的民族文化是今天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基。胡锦涛同志2006年4月21日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演讲中说：“现时代中国强调的以人为本、与时俱进、社会和谐、和平发展，既有着中华文明的深厚根基，又体现了时代发展的进步精神。”

　　 从学术研究角度看，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归纳为“文明”、“和谐”，并进而提升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精髓的高度加以理解，是贴切的。但是，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只提两个可能不够，其中的“诚信”、“民本”、“自强”、“日新”、“忧患”、“和而不同”等不可或缺。这需要通过学术讨论才能解决。总之，我们研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是哪些，这些与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什么联系，如何阐述其“源”和“流”的关系，如何说明文化上的“继往”与“开来”等，这些是很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课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有助于提高我们的思想境界，将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结合得更好。这方面学术研讨的成果足以说明：今天——在21世纪初，我国人文学者们关于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不同于汉代的经书笺注家们，不同于宋明时期的理学家们，也不同于清代的考据家们，而具有我们自己的时代特色。

　　 今天，我们对待外来文化，需要真正实现民族优秀文化与全人类优秀文化的有机融合，实现体用合一和中西（中外）贯通.我们的文化复兴中第二个结合是民族优秀文化与全人类优秀文化的结合。过去有一种提法，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20世纪80年代为矫正这种提法的不足，有学者提出“西学为体，中学为用。”这两种体用关系使我们在吸收外来文化上一直存在着把中学与西学分割开来甚至对立起来的局限。今天，我们对待外来文化，需要真正实现民族优秀文化与全人类优秀文化的有机融合，实现体用合一和中西（中外）贯通。

　　 今天有条件这样做。2004年1月5日党中央下发重要文件《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其中关于哲学社会科学队伍的建设，提到我国需要造就一批“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学贯中西的思想家和理论家”。同年，胡锦涛同志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提出，希望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能成为用马克思主义做指导的、学贯中西的学问家。

　　 我们在研究优秀传统文化的时候，需要和外国文化进行比较，吸收各方面的优质。因此，我建议有关部门能设立经常性的“国学与西学讲座”，请不同学科的学者们来做讲演，使我们的思路更加开阔，在建设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上做出更大贡献。